后八家的孩子们在村内一废纸收购厂的纸堆上玩耍。在这里,他们除了玩耍,还能捡到一些没用完的本子,好看的宣传画。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娃哈哈,娃哈哈,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3月13日,歌声从北京后八家村一所简陋的幼儿园里传出。
后八家村,离北京著名的中关村大街仅3公里,北接北五环,西连圆明园,东至小月河。这里是北京最大的电子垃圾村,有许多电子垃圾收购点。村子里满眼都是随意搭建的平房,每间屋子十来平方米,月租350元左右。屋里大都摆放几件简单的家具,做饭、吃饭、睡觉,都在里面。有些房子连窗户都没有,即便有窗户,由于过分密集,也都见不到阳光。有的一家老少就在这里面挤了十几年。“这里的外来人口大多来自河南、安徽、四川,大多以收废品谋生。由于后八家人口流动性太大,统计数据肯定会有一定的出入,但是仅外来人口就在两万左右,占村子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八家社区警务工作站的蒋振萍队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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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八家的社会学校校园内,课间休息的小学生们在操场上玩耍。
后八家村子中央有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叫社会学校。“学校自1993年成立已经搬了10次家,其中1996年一年就搬家4次。”社会学校校长张保贵说,“学校现在有学生482人,老师16人,每学期大概有30%的学生中途离校,离校的孩子中有半数辍了学,其中很多是我的老乡。”51岁的张校长是河南固始县人,1993年建起北京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
两排教室中间的一片土地就是操场。“北京天气干燥,刮点风校园里就尘土飞扬,一节课的工夫,课桌上就落了一层土。”课间休息时,老师一起往操场上泼水;孩子们在操场上跳皮筋,弹玻璃球,玩脚斗士,过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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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八家村是北京最大的电子垃圾村,有许多电子垃圾收购点。
37岁的张新艳说自己是“申奥成功那年”从黑龙江来到后八家村当老师的,教过的学生有650名。“学校师资不够,我担任六年级班主任,还得包班(教语文和数学等主干课),每周四还要去幼儿园值班,每月1000元。有些孩子刚从老家来,学习底子薄,根本跟不上。在老家的时候没人管,养成很多恶习。被父母接到北京后,父母只顾赚钱,把孩子撇给学校,很难一个个去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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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四口人,两张床,还要摆放一些简单凌乱的家具。
后八家村里有个废纸收购厂,是孩子扎堆的地方。
他们在废纸堆里嬉闹,偶尔捡到一些软盘、特色包装盒等东西玩,玩够了以后还可以交换。村子后身有片小树林,村子里的污水汇集到这儿,孩子们经常玩“引水灌溉”——挖条小沟,让水顺着沟流到树苗旁,口中还不时地念叨着:“快来看,我又建了一个长江三峡!”“我这边还能发电呢!”手脏了,孩子们就到污水里洗一洗,污水臭味刺鼻。空地上有棵很粗的槐树,调皮的男孩搬来砖头,毫不费劲就能爬上去。“能晒太阳,还能看景儿,多舒服啊!”10岁的文明躺在树干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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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后八家的孩子们聚在村内的大院里玩耍。周末、放假的时候,他们都会聚在一起,没有机会离开后八家。
7岁的男孩徐磊来自河南驻马店,上有一姐姐,下有一妹妹,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非常受宠。徐磊看到父亲数钱的时候就跑上去:“爸爸,给我5毛钱,我要吃棒棒糖!”买到棒棒糖的徐磊从小卖部一直吃到家门口,姐姐和妹妹都眼馋,徐磊就“施舍”一下,再迅速拿回来。村里偶尔会来卖水果的小贩,孩子们会停下游戏围上去看热闹。有些孩子回家喊家长买水果,有的抓住一个水果就跑,任凭小贩怎么叫喊都不回来。
张敏辉今年14岁,读小学六年级,老家在安徽省无为县,出生在北京后八家村。4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现家中有12岁的妹妹,72岁的患有气管炎的姥爷,42岁的在街头修鞋养家糊口的母亲。张敏辉从来没离开过后八家,从没去过天安门广场。他不清楚自己住在北京的什么位置,也不知道北京有多大。张敏辉的伙伴纪晓明家里条件好点,有时候会买雪碧喝,张敏辉也想喝,可是不好意思张口要。“来,你也喝一口!”小伙伴很爽快地把雪碧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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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磊从爸爸那里要来5角钱,买回一根棒棒糖,旁边是他的妹妹和妈妈。徐磊来自河南驻马店,家有姐弟三个,他是唯一的男孩。
今年正月十三,新学期开始前,张敏辉的寒假作业还没写完。这一天,学校开始收下学期的书本费和学杂费,一人550元,兄妹俩一共1100元。“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上学,我家没钱。”张敏辉低着头说。正月十三吃晚饭的时候,张敏辉终于开口了:“妈妈,我想上学!”妹妹也吵着要上学。妈妈和姥爷没说话,继续吃饭。第二天,张敏辉来到学校门口,他的很多同学在家长的陪同下交了学费,领了新书,他只是远远地坐在那里看着,“假如我不能上学了,我就去学门技术,最想学修车,然后在后八家做一个大的修车铺。明天是正月十五,后天十六,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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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学还有两天,张敏辉坐在校门口看着从学校领到新书的同学。
正月十五是交学费报道的最后一天,张敏辉的姥爷和妈妈来到一所收费便宜的学校,请求学校能减免一部分学费,最后校长给兄妹俩减免了200元的费用,他们又重新走进了校园。“我不知道今年升初中的时候怎么办?”张敏辉说。
来自河南信阳的阮燕妮,今年25岁,正为孩子的户口发愁。“儿子今年都8岁了,上一年级,现在还没有户口呢,这也怪我们俩当时结婚不够年龄,没办结婚证……现在我和我对象俩在饭店当服务员,没文化,不能让孩子继续这样啊,我想让他明年去正规学校读书,可是孩子没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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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你一定要听活(话),好好学习,自己照顾好自己的深炼(身体),边(别)让咱爸咱妈操心,做一个懂时(事)的好孩子,咱爸咱妈挣钱廷(挺)辛苦的……”社会学校五年级的陆浩在满是错别字的作文中这样写道。
“这群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和其他孩子一样,有一个合法的身份,没有排斥的眼光,可以安定地学习和生活呢?”社会学校张保贵校长叹气道。“我们老师希望家长们能够多拿出点时间来陪陪孩子,哪怕督促一下学习也行。”社会学校六年级班主任张新艳老师说。“其实那帮孩子很可爱,也很可怜,他们是最无辜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后八家本地中年男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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