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安全黑板报：古代的消防思想

　　泡沫灭火器

　　适用范围

　　适用于扑救一般B类火灾，如油制品、油脂等火灾，也可适用于A类火灾，但不能扑救B类火灾中的水溶性可燃、易燃液体的火灾，如醇、酯、醚、酮等物质火灾;也不能扑救带电设备及C类和D类火灾。

　　使用方法： 可手提筒体上部的提环，迅速奔赴火场。这时应注意不得使灭火器过分倾斜，更不可横拿或颠倒，以免两种药剂混合而提前喷出。当距离着火点10米左右，即可将筒体颠倒过来，一只手紧握提环，另一只手扶住筒体的底圈，将射流对准燃烧物。在扑救可燃液体火灾时，如已呈流淌状燃烧，则将泡沫由远而近喷射，使泡沫完全覆盖在燃烧液面上;如在容器内燃烧，应将泡沫射向容器的内壁，使泡沫沿着内壁流淌，逐步覆盖着火液面。切忌直接对准液面喷射，以免由于射流的冲击，反而将燃烧的液体冲散或冲出容器，扩大燃烧范围。在扑救固体物质火灾时，应将射流对准燃烧最猛烈处。灭火时随着有效喷射距离的缩短，使用者应逐渐向燃烧区靠近，并始终将泡沫喷在燃烧物上，直到扑灭。使用时，灭火器应始终保持倒置状态，否则会中断喷射。(手提式)泡沫灭火器存放应选择干燥、阴凉、通风并取用方便之处，不可靠近高温或可能受到曝晒的地方，以防止碳酸分解而失效;冬季要采取防冻措施，以防止冻结;并应经常擦除灰尘、疏通喷嘴，使之保持通畅。

　　面对防范和治理火灾，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法家和史家，则一向十分看重。 春秋早期在齐国任宰相，并使齐国富强起来，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中第一位“霸主”的政治家管仲，他就把消防作为关系国家贫富的五件大事之一，提出了“修火宪”的主张。春秋晚期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他所作的《春秋》及其后世门人所撰的《左传》，记载了火灾23次，数量之多，居所记各类灾害的前列，开了国史记载火灾的先河。尤其难得的是对宋国、郑国和鲁国防范和治理火灾所采取的消防措施予以详加记述，并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这此，都反应了儒家对防范和治理火灾的重视。 战国时的思想家墨子，是墨家的创始人，他注重实践，在《墨子》一书中，不仅包含着力学、光学、声学许多科学原理，而且在防范和治理火灾方面，也有许多独到的主张。他在《备城门》、《杂守》、《迎敌词》等篇中提出许多防火技术措施，既在设置、建造的具体要求，又有明确的数字规定，可以认为，这是我国早期消防技术规范的萌芽。 黄帝时代的《李经》，是我国最早的成文法典。到战国时的法家李悝，集各国法之大成，著成《法经》，已经把防范和治理火灾的内容列入“法”的条文。《法经》虽然全文已佚，仅存六篇目录，但这一点则可从以《法经》为蓝本的后世成文法典《唐律疏议》中得到证明。 我们祖先在同火灾作斗争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种经验的科学概括最早见于《周易》：“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东汉史学家荀悦在《申鉴。杂言》中进一步明确提出：“防为上，救次之，诫为下”的“防患于未然“的思想。

　　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成立迄今四千多年来，历代王朝都把防范和治理火灾的消防工作列为国家管理公众事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建立了相应的管理体制。在封建社会，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皇帝，直接过问消防治理，并发布相关的诏书，在发生重大火灾时采取“素服、避殿、撤乐、减膳”等措施，甚至下“罪已诏”以自责，进行“反省”、“修德”，并广开言路，片听臣下的批评和建议。 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夏四月，汉高祖的陵寝发生火灾，汉武帝当即脱下“龙袍”，穿了五天白色的冠服，反映他对火灾心有恐惧，采取了一种虔诚的自我的遣责任的第一道“罪已诏”。以后历史王朝的皇帝，继承这一做法。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皇宫三大殿发生火灾后，明成祖在“罪已诏”中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对治国安民的十二个方面进行深刻反省。清乾隆皇帝弘历有关炎灾的“上渝”，仅《中国火灾大典》收录的就达54次，为历代皇帝之最。在嘉庆二年(1797年)十月二十一日，乾清宫不慎失火，此时弘历已87岁高龄，身居太上皇位，但他仍承担了主要责任，在“罪已诏”中说“皆联之过，非皇帝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