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多年前的《诗经》中就记载有我国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人们植树的情况;如《定之方中》就写有“树之榛粟,椅桐梓漆。”说的是卫文公徒居楚丘,始建城市,打造宫室,就种有榛、粟、椅、桐、梓、漆。那时人们植树既是美化环境,更是使用方便。当时在黄河流域规模较大的果园里有种桃、李、枣等果树的,也有植桑树的。先人把桑与梓栽在墙旁宅边,以供养蚕,维持生活;并作为遗产留给子孙,促进了当时桑业的发展。《魏风·十亩之间》记道:“十亩之间兮,桑者闲兮兮,行与子还兮……”因此,后人对这些树看得很重要,至今人们还常用桑梓来比喻自己的故乡。后魏《齐民要术》记载三国时一个叫李衡的人,在五陵郡龙阳盖了所住房,种千棵柑橘,临终前告诉儿子:“我家乡的住宅有千头‘木奴’,不向你要吃、要穿,每年只纳一匹绢的税,而它们生产的东西就够你用的了。”他儿子后来每年果然收益不少。
古人勤于植树,树木造福于古人。因而激发了历代文人墨客的诗意,他们常对喜爱的树题诗吟咏。如东晋陶渊明不久喜菊兰,还爱植柳。他归隐后就专门在房前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五柳先生”;他爱柳、植柳的传世诗有“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萦萦窗下兰,密密堂前柳。”等。
唐代诗人杜甫、白居易、柳宗元都喜欢植树。杜甫虽嗜酒,但更爱桃、竹,他住处附近的景色是“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平生憩息地,必种数杆竹。”据史料,他因战乱流浪四川成都浣花溪时,向驻地熟人要桃树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就是生动写照。素有“柳痴”称呼的柳宗元,他被贬柳州刺史后,在柳江沿岸种了很多柳树,故有“柳州柳刺史,种树柳江边”的说法。他不仅植柳,还带头“手种黄柑二百株”,历行“列树表道”“庇荫行旅”的环保美化策略和绿化方针。他的《种柳戏题诗》留有美誉,他的散文《种树郭橐驼传》对指导植树有较高的科学价值,白居易在任忠州刺史时,常把植树造林当大事与发展远景来实施,他诗咏道:但愿“红者霞艳艳,白者雪皑皑;游蜂逐不去,好鸟亦来栖。”他常偕部属与百姓一道挥锄、培土、修渠、灌溉;为世人留下佳话。
宋代诗人苏东坡在杭州任职期间,曾主持筑起至今闻名的西湖长堤——苏堤,“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使西湖平添了“东风二月苏堤路,树树桃花间柳花”的美妙景象。他谪居黄州后,在南门外筑东坡雪堂,并在它周围种满竹、枣、栗以及黄桑、细柳等树木,并写有“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麻三百尺”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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