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我是西安一所小学的学生,对书本和学校的认识,是从那所学校最初的几间房子开始的,在此之前,关于书以及与之相关的东西,我都知之甚少。事实上,母亲送我上学,更多是因为在学校里,我不大可能跑到城墙、城河或者大街上去,在母亲看来,那些地方极有可能发生危险。母亲整日在工厂做工,父亲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用当时的话说叫:下放。我在紧靠城墙的一条街上长到入学的年龄,学校在那种情况下成了我的一个去处。学不学,学些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把我寄托在那里。
学校教师中的男性,最多时共有两名。一名男教师在另一名男教师刚迈进学校大门的同时,离开了学校,侧身上路了。
年轻的女教师被分配教音乐课,语文和算术留给年纪稍长些的,学校的长者是校长和教导主任,课程还有学工、学农、学军和唯一一名男教师带的每周一两次的体育课。
那位男教师姓庞。我与同学在课堂上都叫他:“庞老师。”
下课后,在厕所或者在城墙的野草里,我们还叫过他别的什么。后来终于有一天,我们知道了他印在报纸上的名字叫鲁迁。上中学时,我在一本书里看到鲁迅是周树人。
通常男教师决定着学校的一切。倘若一位男教师只是站在全校学生面前,就已经使他的学生感到惧怕的话,那么学校就不会有什么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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