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有许多崇尚植树造林的趣闻佳话,至今仍广为流传,激励后人。
庆功栽杨
远在西周时期,“常胜大将军”沙俊其,每打一次胜仗后,都要命令全军将士在沙场上“人种一树,以庆武功”。从此,这种庆功栽种杨树伴随着这位用兵如神的将军,遍种崇山峻岭。
生儿育树
《齐民要术》记载,生儿育女,要给每个婴儿栽20棵树。等到结婚年龄,树就可以做车轱辘,按一棵树可以做三副轱辘、一副值三疋绢计算,20棵树共值180疋绢,够结婚费用。为婴儿植树,是当时盛行的风俗。直到现在,贵州的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为出生子女种“女儿杉”的习惯。
治病种杏
三国东吴名医董奉,医术精湛,济贫善施,为人治病不收财礼。只要求治好一个轻病人,种一株杏树;治好一个重病人,种5株杏树。天长日久,他的房前屋后竟有10余万株杏树,人称“董林杏仙”。后来,每当杏子成熟,董奉把它换成粮食,赈济穷人。这就是历代传为美谈的“杏林佳话”。从此,“杏林”成了医学界的代名词。
思乡植柳
唐代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松赞干布,特地从长安带去柳树苗,种植于拉萨大朝寺周围,以表达对柳树成荫的故乡的思念。因此,这些树被称为“唐柳”或“公主柳”,现在已成为藏汉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写诗护树
爱国名将冯玉祥爱树如命,曾在军中立下护树军令:“马啃一树,杖责二十,补栽十棵”。他驻兵北京,率领官兵广植树木,被誉为“植树将军”。驻兵徐州时,带兵种植大量树木,并写一首护林诗喻示军民:“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路旁植树
路旁植树制度始于周代。河南洛阳是最早施行这种制度的城市。周代,洛阳各干线车马大道上都有绿化。当时规定凡有道路的地方都要植树,置庐舍并藏食粮,以供守路者食宿。最初的道路植树,是作为道路的里程标志,尔后发展成为绿化道路。春秋时期成书的《诗经·小雅·采薇》载:“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诗经》中颂扬召公的《甘棠》中写道:“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公所说!”从《甘棠》三章中,说明路旁草木盛茂,人人爱护道林,也可以看出笔直的周代车马大道的两旁,植树很多,管理得很好,人民也倍加爱惜道旁树木。《左传·襄公九年》,有晋国军队曾“斩行栗”的记载,说明春秋时期的道路植树相当普遍。到了秦代,洛阳的东方、东北方、西方车马大道,每隔三丈(今6.9米)远植一棵松树,也就是西汉贾山在《至言》中所讲的“三丈而树,树以青松。”汉代大道旁栽植桐梓之类的树木。隋大业元年(605年),炀帝在开凿洛阳至扬州的大运河同时,在运河两岸开大道,“种榆树、柳树,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至元代,河南府及所辖各县在道路旁植树造林,凡“非理砍伐”路旁树木者,由“各路达鲁花赤管民官依条治罪。”道路植树制度就这样沿袭下来了。
以树代坟新观念
人总要死,死后“入土为安”是炎黄儿女几千年的传统殡葬观念。但是严酷的现实已摆在我们面前:我国的土地资源已难堪“入士为安”的重负,逝者与生者争地的问题已经日趋尖锐。因此以树代坟应运而生。它是一种把死者的骨灰埋葬在树下的安葬方式。有利于节约土地和环境保护,在国外和国内的辽宁等地已较普遍。
西安“比翼鸟”种植“恩爱树”
1999年3月12日上午,在终南山国家森林公园里,来自古城西安的40余对恩爱夫妻,亲手种下了一棵棵象征爱情永恒的常青树,从而拉开了“夫妻共植一棵恩爱相守常青树”活动的序幕。
由陕西省环保局、林业厅、省妇联、省总工会等单位发起的这项活动,受到西安众多夫妇的欢迎。它以“美满婚姻、贵在有终、保护环境、造福后代”为主题,旨在通过这种新颖有趣的形式,唤起全社会的环保意识。据组织者介绍,报名参加植树行动的人非常多,既有新婚夫妇,也有白发伴侣。原地矿部动力研究中心的董振中和老伴刘宝如说,这棵爱情树种下后,就是我们俩的爱情见证,死后我们还计划把骨灰也埋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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