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体诗歌,可简单地理解为散文诗的诗歌,即接近诗歌的散文诗,因为辞赋是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当辞赋从一条线段中间向诗歌端点运动的时候,就呈现出“赋体诗歌”,向散文端点靠拢则出现“赋体散文”。那么,辞赋向诗歌靠拢,诗歌的散文化程度就增强了,诗歌的抒情性相对削弱,往往这类以赋体为主的诗歌,容易写得肤浅芜杂,散乱无余。正如锺嵘所言:“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诗品》)。笔者认为,赋体新诗在艺术形式上弥补了传统赋体诗的这一敝病。赋体诗歌的散文化倾向,已影响到现代新诗的创作。譬如,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是借鉴赋体而创新的新诗体式(强调——形式自由、内涵开放、意象修辞)。
古代真正开赋体诗歌先河的是先秦时期的诗人屈原,“楚辞体”中的《离骚》是代表作。由此,赋体诗也叫“骚体赋”。赋体诗的内容是否单一与诗人的特定的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与诗人的文学主张有很大关系。动乱的政治背景的文学性质属于“乱世文学”,乱世的作家们的遭遇大多带有悲剧色彩,如屈原,曹植等等。恰恰如此,在“出世”“入世”之间,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创作主题,例如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等等。
在唐代诗文改革运动中,赋体诗歌再次走向平实。赋本为《诗》“六义”之一,赋本来属于一种文学表现手法,衍进为辞赋体之后,所携带的还是诗歌的特性,比如,直陈与铺叙的特点,就证明一个结论:赋的诗化与诗的赋化,赋法存在相互作用相对运动。因此,在诗歌与辞赋之间可以进行创造改革。在唐代古文运动之前,一直存在诗赋改革运动的。杜甫首开诗赋写实主义赋法,创造了那个时代的“新兴叙事文学”的典范,至中唐,“元白”二人则从理论与实践上,把赋体诗歌表现得更加技巧娴熟。诗歌的叙事化,加大了诗歌的散文化倾向,相对迟缓了赋体诗的抒情性和形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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