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他们说上次就轮到我了,为什么没有给我做啊!”站在某生殖医院门前的汪小敏拦着该中心的主治医师不让她前行。
家住河北唐山的汪小敏为了人工授精的事已经是第三次上京求诊,今年38岁的她在30岁的时候发现丈夫没有生育能力,无奈之下夫妇俩决定到北京接受人工授精。她告诉记者,“她在这几年的时间中一共接受了三次人工授精,但是都没有成功。”说道此时,汪小敏掉下眼泪,而这次之所以会表现的如此焦虑,是因为第四次来京的她并没有等到所要的精子。
汪小敏说,中心的主治医生告诉她,原本这次已经有合适她的精子,也决定要给她做,但最后又把精子给了别人。听到这个消息的小敏无奈地说,“后来经过询问才知道现在北京的精子库非常紧张,现在有1000多人在排队,但是每年轮上的不足三分之一,我也只能继续等。但我已经38岁了,无论是年龄还是体质都比年轻时差,现在做人工授精成功率肯定会很低,可是又没有别的办法。”
近几年来,精子库出现紧缺的现象在各地都有出现。上海人类精子库提供的数据显示, 2007年4月至2008年3月,该精子库对本市各生殖中心供精444份,对外省市供精985份。但上海市每年需要人工授精或供精培养试管婴儿的夫妇却在3000对左右。“尽管上海精子库正在日益充实,但是需求量还是远远高过供给量。”上海人类精子库主任李铮告诉《北京科技报》。
其实,精源紧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生殖健康医疗中心的主任陈振文告诉《北京科技报》,精子紧缺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现在男性的精子质量下降得非常厉害。由于男性工作压力大,又往往存在多坐少动、饮食不规律、睡眠不足等状况,再加上现在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都成为导致男性精子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近50年来,世界范围内男性的精子数量与活性已下降了40%至50%,且精子数量可能平均每年以2%的速度下降。而不育症发病率也从8%~10%上升到12%~16%。目前,全球至少有8000万对不育夫妇,其中,大约50%是由男方因素所致,并且这数字每年还在以200万对的速度继续增长。
“甚至有不少夫妻因为等不到精子而离婚。”陈振文说,由于从国家正规的精子库取得精源往往需要等很长时间,很多排不上号的夫妻就铤而走险,去寻找其他渠道。这直接导致了现在市场的混乱,一些非法机构甚至还以名人精子库、博士精子库等名头误导消费者。
北京某生殖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夫告诉记者,四川成都的“名人精子库”就曾被炒得沸沸扬扬。这个“名人精子库”成立之初,将“名人”捐精者定位划分为三大类:一类是“知识型”,即拥有副高以上职称(包括副高)、硕士以上学历(包括硕士)、知名作家、名记者、名编辑;第二类是“明星型”,包括运动明星、文艺明星及艺术家;第三类则是“企业型”,主要是高级企业管理人才和金融家等。需要名人精子的夫妻,则要花高价从这里购买。而这个“名人精子库”一出现就立刻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很多专家表示,精子库必须经过国家卫生部的许可批准才能正常为医院供精。而更重要的是,名人精子库、博士精子库这些提法都是不科学的。因为学历和他的成名不代表他的后代都将是名人或博士,健康才是精子质量最首要的标准。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在很多城市的街头,都曾出现过售卖精子的小广告,其内容通常是:“您是否因为没有合适的精源而感到无助?本卖精公司愿为您提供品质优良的精子,可帮助您解决问题和烦恼……”
李铮说,目前,很多地区的医院看准这块市场的巨大的利益,擅自违规开展这项业务。由于精子本身采集和保存的特殊性,非法采集的精子很难保证其活性与健康程度,若是直接用于人工授精,显然容易造成像乙肝、性病等传染病和血友病等遗传病的扩散,还可能会出现新生儿疾病等等。并且,患者有可能会传染上艾滋病,因为捐精者的精液中如果携带艾滋病病毒的话,就会被传染到母体中去。
正规的精子库到底需要怎样的捐精者呢?记者在北京人类精子库看到,在精子库的一角有一间取精室,房间很小,大概4平方米左右,里面摆放了一张床,一个盥洗龙头、镜子,一卷卫生纸、一瓶酒精。虽然小而简单,但十分干净。在房间的墙上并排张贴的两份“取精须知”特别强调献精者要讲究清洁卫生,精子提取由献精者自行取得,而不是通过仪器。
存放精子的容器也十分有意思。记者看到,这个容器外观有点类似奶农存放牛奶的容器。当工作人员为记者打开容器盖时,一股凉气扑面而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面是零下196℃的液氮,而容器壁上放置的试管里就是存放精子的地方。”
“对于捐精者的条件我国卫生部也有相关规定,而且遵循自愿原则。”陈振文告诉《北京科技报》,凡是年龄在22周岁至45周岁的健康公民,在充分知情并签署《供精知情同意书》的情况,都可自愿捐精。在捐精者留下初筛精液样本后,按照卫生部技术规范要求,技术人员要对精液质量进行检测,各项指标高于正常人标准才适合捐献。如果精液质量合格,技术人员就会向捐精者预约下一步的健康体检和抽血化验检查,经过有无传染病和遗传病史等问题的询问后,进行采集精子和医学遗传学检测并建立资料库。各项指标合格后,便可正式供精,但总捐献次数应不少于10次至15次。完成最后一次捐精后,供精者在六个月后,还需要再做一次健康检查。所有采集的精子标本需要经过180天的检疫期,在捐精者反复抽血检查合格后,冷存的精液方可被临床使用。
陈振文告诉《北京科技报》,捐精虽是一种无偿的人道主义行为,但为了补偿捐精者的付出,各精子库通常会支付一定数额的交通误工补助。记者从陈振文提供的一份宣传册上看到,给付捐精者的补助标准是,初筛咨询签署知情同意书并留取精液检查者,补助20元;合格志愿者每次捐献精液达到卫生部标准,补助交通费、误工费200元;志愿者捐献合格精液总量达到要求,检疫6个月后复查合格者,给予爱心奖励1000元。
此外,精子库对志愿捐精者的个人隐私包括身份资料和身体检查等信息都会严格保密,捐精者的姓名和捐献的冷冻精液等全部用代码表示,且根据规定,接受供精者及其后代和志愿者之间保持“互盲”,捐精者对其捐献精液产生的后代没有任何权利和义务。
“要解决目前市场的混乱,就是要解决精子紧缺的局面。”李铮说,我国由于长久以来的传统观念使然,很多人接受不了捐精这种行为,这还有待转变。“其实这没有什么丢人的,事实上和献血、献骨髓一样伟大。”
李铮表示,除了观念上的保守,在我国出现精子紧缺的局面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全世界最严格的精子筛选标准,比美国都高,捐精者本来就很有限了,而能达到标准的精子更少。
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于精液的正常值标准定义为,精子密度在2000万个/毫升以上,具有前向运动活力的精子数量占50%以上。但是我国卫生部对于捐精者要求远远高于WHO的标准,需要捐精者的精子密度在6000万个/毫升,前向运动精子数量占60%以上。
我国有十分之一的成年男性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并且有的男性的生殖系统本来就有一些细菌存在,还有的人有遗传病或者性转播疾病,而有的人染色体又有异常,这些因素的存在都将使捐精人捐献的精子受到限制。“来我们这里捐精的人,只有20%~30%的捐精者的精子符合卫生部的要求,这些也都是影响我国精子紧缺的因素。”
此外,根据我国卫生部规定,每一个人的精子只能让五名妇女使用。李铮认为,这个数字有待提高,在法国,每一个人的精子可以让25名妇女使用;在美国,每80万人的区域允许25人使用同一个人的精子。
李铮说,他们每年都会去大学做宣传,号召学生捐精,但到目前为止只有1%的合格率。而且宣传难度非常大,比如要获得200份符合标准的精子,需要找2000多人来体检,而想找到愿意捐精的2000人,又至少需要在2万人中做宣传,这些都导致了精源的紧缺。
尽管从精子密度这一项标准来看,国外不及我国严格,但从标准的全面性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还是有较大差距的。
费尔法克斯精子库是美国最大的精子库,对于捐精者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年龄必须在18岁到39岁之间;身高1.78米以上;至少受过大学教育;家族三代不能有任何基因遗传疾病和传染病。献精申请者本人将接受严格的基因测试和全面体检。所有捐精申请者还将接受面试,考官将对所有申请者进行从容貌到气质再到个性的全面考察。
“这些都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仅仅在精子密度上做出了严格的要求,但是对捐精者个人的综合素质并没有进行考察,患者的选择余地也非常小。”李峥说。
已经通过供精做过三次人工授精手术的汪小敏告诉记者,“两年前我们就来到北京某生殖医院检查,确认需要通过人工授精才能怀孕的状况后,我向医院提出申请,医院帮我们联系精子库排号拿精子。在等到精子后,医院给我做了人工授精,可惜最终都没能成功受孕。医生告诉我,人工授精的成功率在20%~30%之间,让我再多点耐心。可是前后已经花费好几万了,而且现在排号等精子的时间很难确定下来,不知道要等到哪天。”
由于人工授精的过程十分繁琐,成功率也相对较低,这进一步加重了精子短缺的现状。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中心主任乔杰告诉《北京科技报》,当患者需要采用精子库的精子时,一般由患者向医院提出申请,审核资格后,由院方向精子库提出申请,直到等到合适的精子才会为患者进行手术。手术之前,女性患者要接受是否带有支原体、衣原体、梅毒、爱滋病病毒等常规检查,排查完这些病毒后,就可以手术了。
由于人工授精时,女性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会产生不快感、不安全感和恐惧感。并且当医生将精液注入子宫内时,其中大半会流出体外,而外流的精液要再流入子宫颈管内就很困难受孕。因此,人工授精的受孕率比较低。此外有4%~8%妇女在接受人工授精后血清出现抗精子抗体阳性,很难受孕。所有这些都是导致人工授精成功率较低的因素。
我国现在通过卫生部批准的人类精子库有北京、上海、湖南、江苏、广东、浙江等10家机构。“虽然通过了卫生部的审批,但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些机构还有欠缺。”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岳告诉《北京科技报》,精子库的建立必须以优生优育、提高民族素质及生殖保险为主要任务,决不能以营利为目的。因此,精子库应将社会公益放在首位,不能把精子当作商品,进行市场化运作,牟取利润。政府应当承担资金支持责任。
此外,我国法律规定严禁未婚女子采用人工授精生育小孩,但并未禁止具有合法婚姻关系而失去丈夫的妇女进行人工授精。这样,就可能出现许多单亲家庭,“因此,进行人工授精要遵循伦理原则,在考虑夫妻要求的同时,要考虑后代的利益,从有利于后代成长的原则出发,谨慎从事。”王岳说。
“除了规范市场,捐精者和接受捐赠者的相关权利应该予以重视。”王岳说,捐精者和接受捐赠者的相关权利被实施人工辅助生育技术的医疗机构和精子库侵犯的案例尽管非常少,但是国外有过相关案件的报道。例如医疗机构或精子库侵犯捐精者或接受捐赠者的隐私权或知情权。“如果受到这方面的侵犯,当事人可以通过违约、侵权为由进行民事诉讼。”
“有学者认为有必要建立全国联网的精子信息库,对此我是赞同的。”王岳认为,我国精子库尽管已经建立了供精者信息管理系统,但都是“信息孤岛”,没有全国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或信息标准控制同一捐精者多处捐精。同时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精子库的计算机管理,这样才有利于精子库各项工作服务能力的延伸和提高。
王岳表示,设立全国统一的精子库信息管理中心,对每位捐精者的指纹及DNA 指纹进行存档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当新的供精者加入时,应将其DNA 指纹与存档DNA 指纹进行比较,与存档的DNA 指纹不同者才可捐精。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一人多处捐精。与此同时,尽力完善精子库信息系统,不仅要求人工授精出生的后代婚配时一定要到精子库进行查询,而且最好追踪三代,在保护供精者隐私的情况下,免费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
对此,李铮表示,国家卫生部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了,而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卫生部开发了一套《精子库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将录入我国所有捐精者的身份信息,进行信息管理,并且是全国联网。现在,这套系统正在给一些单位进行试点,在吸收专家们的批评和改进意见后,相信会很快普及到各地经过了审批或正在筹建的精子库。“这套系统的最优之处在于可以对精子库有一个全国性的监控机制,使同一供精者在不同精子库重复捐精的问题得到有效杜绝。此外,不仅能将近亲结婚的概率降到最低,还能够避免艾滋病、肿瘤、肝炎等传染病,遗传病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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