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艾滋婴儿数量急速上升！

　　全球每年有240万感染HIV的妇女生育孩子，造成每年约80万个新生儿感染HIV，HIV感染使得全球新生儿死亡率增加75%。

　　2008年10月中旬，秋天的北京已略带凉意，清华大学艾滋病科学大会汇集了众多艾滋病领域科学家的身影。

　　何大一、张林琦、桂希恩、于晓方、姜世博、李希光、李太生……景军、靳薇、杨团……

　　这些名字，于今日中国的公众也许并不陌生。

　　来自医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与来自云南的主政官员激烈交锋，期望为阻击艾滋病找寻一个光明出口。

　　寻找“靶子”

　　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与云南合作开展的母婴阻断临床性研究引人注目。云南省卫生厅厅长陈觉民介绍，自2005年以来，这个母婴阻断项目在云南8个州(市)16所医院实施，其中包括14个市、县级妇幼医院与1个县级综合医院，母婴阻断项目开展以来，共招募了224名HIV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孕妇，对她们进行药物干预，目前181人已成功分娩，分娩婴儿184人(其中有3对双胞胎)，目前已检测了156名婴儿，仅有2个婴儿感染HIV，感染率为1.28%，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下降到了2%以下。

　　结果显示，经过干预的母婴传播的几率仅为1%至2%，而未进行干预的比例是33%。

　　“HIV阳性的2名婴儿中有1人已接受ARV(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死亡的婴儿4人，其死亡原因包括新生儿肺炎、脑炎、营养不良等，其中3人的HIV检测阴性，1人未做检测”，云南母婴阻断项目主要参与者之一、云南省艾滋病关爱中心主任医师周曾全补充说明。

　　云南省卫生厅在2005年8月22日的项目启动会议上作了动员和要求，云南省卫生厅还与项目所在的州、市卫生局签订了项目实施目标责任书。这个防止艾滋病母婴传播项目还将通过培训当地医生与负责人、资助当地医院与病人的方式，支持政府防止艾滋病通过母婴传播。

　　母婴传播是艾滋病三种传播途径之一，HIV的母婴传播有三个渠道：宫内、分娩与母乳喂养。在不进行干预的情况下，HIV母婴传播发生率通常在15%至50%之间波动。

　　一个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240万感染HIV的妇女生育孩子，造成每年约80万个新生儿感染HIV，HIV感染使得全球新生儿死亡率增加75%。因此，有效的母婴阻断方式是给母亲在产前服药、实施剖宫产以及产后全部改用人工喂养，杜绝母乳喂养。

　　一般认为，如果HIV阳性的母亲在怀孕28周时就开始使用抗艾滋病病毒的药物，在新生儿出生后，母亲和孩子继续用药，是最为有效的干预方式。因为母婴感染最易发生在分娩期间，越接近分娩，危险性越激增，而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在分娩时。简言之，如果能用抗艾滋病病毒的药物降低母亲体内的病毒，孩子的感染几率就会降低。

　　事实上，在母婴阻断具体实施过程中难题不断。

　　必须直面的困境是，许多孕妇在尚未获知自己被感染了HIV的情况下，就生下了孩子。“在医学干预手段很成功时，我们碰到许多运作上的困难，首先，怎么才能找到这些HIV阳性的怀孕母亲?在云南，很多是高山地带，这些HIV阳性的孕妇母亲居住分散，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婚前检测，更别提艾滋病检测了，有许多母亲不去医院生小孩，就在家里分娩”，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坦言，“你根本就找不到你的靶子!找不到靶子，怎么干预?!”这位国家973计划艾滋病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神情激动。

　　2004年年底，在云南省首次进行的艾滋病母婴阻断项目中，23位HIV阳性的孕妇参加，有22位孕妇获得阻断成功，生下了22个健康宝宝。那4年，全程进入云南母婴阻断项目的只有这23人。并且，这些HIV阳性的孕妇得如同惊弓之鸟，行踪隐秘，不愿被外界知晓。

　　其次，即便找寻到这些愿意做艾滋病检测的孕妇，等待检测确认结果的过程依然漫长，在云南，专门的艾滋病确认实验室分片存在，并非每个地州的CDC都有能力与资质做艾滋病确认检测。

　　这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何大一、张林琦等科学家数次赶赴云南。在张林琦看来，HIV阳性的孕妇即便到了分娩之前，如若及时进行药物干预，依然能将艾滋病母婴传播几率从30%降低至15%左右，因为最为关键的是降低母亲体内的艾滋病病毒量，故而，早发现、早治疗会带来优质的阻断效果，“阻断艾滋病病毒就跟下山一样，是个慢慢下降的过程，通过服药，至少需要两周时间缓冲，才能让HIV阳性的孕妇体内的艾滋病病毒从很高水平抑制到很低水平”。

　　“但是，从找到这些怀孕的母亲到采血、等艾滋病检测结果出来，完成全部过程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有时光等待检测结果就要一两个月。可很多时候，我们‘抓’到的大多数的怀孕母亲已经快要分娩了，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进行医学干预的可能性，这使得我们现在很有效的医疗手段无的放矢”，类似的运作障碍让张林琦深感遗憾。

　　谁来告诉她们?

　　云南省卫生厅厅长陈觉民表示，云南这个母婴阻断项目开发了婴儿HIV早期检测的干血斑DNA检测方法，将确诊婴儿是否感染的检测时间由出生后18个月，大大缩短为出生后2个月，“这一新方法的应用，使HIV阳性孕妇所生孩子的保健、疾病的诊断和预防、免疫接种等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且标本采集方便，可以通过邮件递送”。

　　张林琦向记者解释，这种方法就是将被检测者的血滴在一张滤片上，等干燥后，用小塑料袋包装邮寄。这种方式不仅更为便捷，也能为检测机构提供相对准确的判断依据。

　　在中国实施母婴阻断过程中，不少盲区亟待科学家们的介入。类似的技术细节帮助，并非唯一。

　　因为新生儿身上会携带母亲的抗体，所以不能使用检测抗体的方法对新生儿进行艾滋病确认检测。按惯例，需要等孩子长到18个月之后，才能做确认检测。

　　“如果母亲要等待18个月，受煎熬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我们有新的科学方法，可以直接检测孩子体内的病毒，而不依赖于孩子体内的抗体存在与否。在新生儿出生第一天，就可以做检测”，张林琦说。

　　这个细节的价值可想而知，“如果能让这些HIV阳性的母亲马上知道孩子的检测结果，知道我们的干预能有效地阻断艾滋病，让她们的孩子是健康的，这无疑能极大地增强她们活下来的勇气”，张林琦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基于此，尽早的医学干预也能马上介入。

　　另外，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桂希恩研究了106名参与检测的孩子，38名孩子被查出呈HIV阳性，感染率高达36%;与此相对的是，出生时未检测出艾滋病的婴儿，后天被母亲感染的比例为9%至16%。桂希恩的研究表明：HIV阴性的孕妇，如果在分娩期间感染艾滋病，就会使出生婴儿感染艾滋病的几率大大增加。

　　对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妇女而言，不能由本人哺乳，选择品质优良与安全的母乳替代品、采用人工喂养法以避免产后艾滋病经由母乳传播，是必需的。

　　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ADARC)主任、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发明者何大一教授建议，孕妇应该去当地相关医疗机构进行免费的艾滋病检测，以便能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以降低她们的婴儿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危险。

　　而目前对孕妇进行艾滋病病毒检测与干预药物，属于国家“四免一关怀”范围。中国也已经有不少省份和地区将艾滋病病毒检测纳入孕妇常规检查当中。

　　但问题是，如何告诉那些地处偏远或贫困山区的HIV阳性的母亲，她们最为信赖的母乳喂养是有潜在危险的?如何告诉她们，免费的药物支持是可以获取的?

　　在全球范围内，母婴阻断被认为是人类有效抗击艾滋病过程中为数不多的一项成果。

　　“许多婴儿可以通过很好的方式得到保护，不感染上HIV。在很多国家，这些HIV阳性的母亲对我们的艾滋病药物的态度很悲观，特别她们觉得在生产之后再吃药就没有用了。很多时候母亲和婴儿不愿意吃药怎么办?我们告诉她们，不行!因为我们不知道母亲将会通过什么方式将艾滋病传染给婴儿”，美国儿童艾滋病基金会代表、儿科专家Wilfert Catherine女士如此表示，“研究证明，在医院分娩的HIV阳性的孕妇如果接受抗病毒治疗，她们的婴儿的存活率要高得多;我们也发现，30%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孩子在他们过1岁生日之前就死亡了，尤其是10个月之内的孩子死亡率是很高的，而15岁以下的HIV阳性的孩子如果能得到抗艾滋病病毒的治疗，他们的情况要好得多”。

　　Wilfert Catherine展示了一组来自津巴布韦的数据，在对总共2055例6周至18个月大的婴儿的研究项目中，其中CD4(人体免疫力指数，正常人是700至1500)小于200的母亲，她们的婴儿艾滋病感染率为33.7%。数据表明，CD4低的妇女最易在哺乳期间感染婴儿。

　　同样的挑战也摆在美国儿童艾滋病基金会面前，“我们必须保证HIV阳性的孕妇呆在一个相对静止的区域，对她们进行干预，而不是任她们随意迁徙，这是个难题”，Wilfert Catherine说。

　　她们在10年翻5倍

　　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从7.1%上升为35%，10年间翻了5倍，其中近九成为育龄女性。感染者中，女性和男性的比例从1：13上升到1：1.9。

　　过去艾滋病只在高危人群中传播，比如吸毒者和卖血的农民，但今天艾滋病正在通过性接触快速传播，科学家认为，中国艾滋病已经出现了从高危人群蔓延至普通人群的趋势。这一趋势造成艾滋病感染率急剧上升。调查显示，云南省艾滋病发病率从自1989至2003年增长缓慢，但2004年开始急剧上升，仅这一年就有13486个新发病例，相当于过去16年的总和。

　　清华大学艾滋病研究中心与云南疾控中心主任陆林领导的团队合作，对从1989年至2006年间的320万个血样进行分析，得出以上结论，已发表在今年10月刊的《自然》杂志上。

　　“在过去的20年里，云南流行的HIV-1逃避了各种预防措施在高风险人群中继续蔓延，性传播的快速增长改变了感染者的人口分布，随着流行病的继续蔓延，HIV-1的亚型的基因结构变得越来越负责，为我们在抗病毒治疗和疫苗开发方面增加了很大的障碍。根据HIV-1人群结构的改变，我们的预防措施必须更多地关注在阻止高风险人群中HIV-1的性传播，阻止在普通人群中传播。最急迫的是扩大和整合一些被证明成功的预防项目，如在高危女性中发放安全套、针具交换、静脉吸毒者和美沙酮维持与免费的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等”，该文称。

　　中国的艾滋病最早从云南省吸毒者中开始流行，因自然风光优美而被称为香格里拉的云南，长期以来有着贩卖鸦片与海洛因的历史，大多数的毒品贩子都是从中国南部边境的金三角地区，通过云南运送到境内。1989年，在云南静脉注射吸毒者身上检测出了艾滋病病毒。

　　这项研究发现，云南省因吸毒感染艾滋病的比例已从1989年的100%降至2006年的40%，而经由异性性行为传播的比例却显著增长至37.5%。而男同性恋性行为导致的感染则翻了8倍。

　　“在今后25年，艾滋病将和心脏病、中风一起并称为世界上三大头号致死疾病，而对身患AIDS的病人的治疗，至少可以挽救300万/年的生命，这一数字突出了艾滋病治疗的重要意义”，辉瑞制药代表Perros Manos认为，艾滋病可以被当作慢性疾病来治疗，按照现在的医药发展，患者每天仅吃一粒药就能得到救助，这比起以前每天吃十几粒药要更加有效且降低了药物对人体的副作用。

　　艾滋病疫苗研制被寄予厚望，1987年，美国政府启动国际上首次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张林琦曾向本刊记者介绍，目前全球已有成千上万名志愿者身上进行了30多个候选艾滋病疫苗的I期、II期和III期临床试验评估。

　　但仍没有一个艾滋病疫苗被证实可应用，绝大部分都在II期试验时被宣告失败;更令人沮丧的是，大部分处于人体试验的疫苗，很少显示或根本没有预防效果。

　　在华裔科学家何大一看来，艾滋病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敌人，战胜艾滋病不仅要有医学专家的技术，还要有社会科学方面的支持。

　　艾滋病出现的27年间，已有2500万条生命消逝。“对付HIV最强大的武器是人类的创造性，我们依然在努力”，Perros Manos以一位美国艺术家画作为鼓励。画面，由缤纷的色彩所组合，蕴涵希望的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