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如果HIV阳性的母亲在怀孕28周时就开始使用抗艾滋病病毒的药物,在新生儿出生后,母亲和孩子继续用药,是最为有效的干预方式。因为母婴感染最易发生在分娩期间,越接近分娩,危险性越激增,而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在分娩时。简言之,如果能用抗艾滋病病毒的药物降低母亲体内的病毒,孩子的感染几率就会降低。
事实上,在母婴阻断具体实施过程中难题不断。
必须直面的困境是,许多孕妇在尚未获知自己被感染了HIV的情况下,就生下了孩子。“在医学干预手段很成功时,我们碰到许多运作上的困难,首先,怎么才能找到这些HIV阳性的怀孕母亲?在云南,很多是高山地带,这些HIV阳性的孕妇母亲居住分散,当地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婚前检测,更别提艾滋病检测了,有许多母亲不去医院生小孩,就在家里分娩”,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坦言,“你根本就找不到你的靶子!找不到靶子,怎么干预?!”这位国家973计划艾滋病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神情激动。
2004年年底,在云南省首次进行的艾滋病母婴阻断项目中,23位HIV阳性的孕妇参加,有22位孕妇获得阻断成功,生下了22个健康宝宝。那4年,全程进入云南母婴阻断项目的只有这23人。并且,这些HIV阳性的孕妇得如同惊弓之鸟,行踪隐秘,不愿被外界知晓。
其次,即便找寻到这些愿意做艾滋病检测的孕妇,等待检测确认结果的过程依然漫长,在云南,专门的艾滋病确认实验室分片存在,并非每个地州的CDC都有能力与资质做艾滋病确认检测。
这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何大一、张林琦等科学家数次赶赴云南。在张林琦看来,HIV阳性的孕妇即便到了分娩之前,如若及时进行药物干预,依然能将艾滋病母婴传播几率从30%降低至15%左右,因为最为关键的是降低母亲体内的艾滋病病毒量,故而,早发现、早治疗会带来优质的阻断效果,“阻断艾滋病病毒就跟下山一样,是个慢慢下降的过程,通过服药,至少需要两周时间缓冲,才能让HIV阳性的孕妇体内的艾滋病病毒从很高水平抑制到很低水平”。
“但是,从找到这些怀孕的母亲到采血、等艾滋病检测结果出来,完成全部过程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有时光等待检测结果就要一两个月。可很多时候,我们‘抓’到的大多数的怀孕母亲已经快要分娩了,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进行医学干预的可能性,这使得我们现在很有效的医疗手段无的放矢”,类似的运作障碍让张林琦深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