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性问题应提到法律高度
夫妻性问题应提到法律高度
我是一名法官，看了晚报11月1日《情感叙事》版的《无性婚姻，围城中的困局》专题报道后，感触良多。我觉得，除了道德与情感关注外，我们还应该从法律角度，寻求对无性婚姻的妥善处理。
夫妻性生活的和谐，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大和谐的需要
不久前，一位朋友到我办公室述说她的不幸婚姻，求我出出点子。
她与丈夫结婚10多年，生有一子，已上初中。其夫原是一家乡镇企业的管理人员，她是另一家企业的临时工，家庭条件属中上。
后来，其夫辞职到山东开公司。不到一年，与一名25岁的姑娘相好，不管妻子、儿子怎样劝说都不肯回头。有了外遇后，他一年多没回家，家庭开支、孩子教育一概不管。由于创办公司欠下一些债务，常有人前来催讨，他也从来不管。儿子因父母的不和睦，学习成绩一落千丈。
我劝她耐心地做丈夫的思想工作，同时有好多朋友也主动与她丈夫联系，从他们的婚姻基础到如今的现实状况，劝说、协调，均无效果。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她安排好儿子的生活、学习，带上他最爱吃的家乡特产以及儿子的照片，借款去山东想好好跟他谈谈，让他回心转意。可当她长途跋涉来到丈夫身边时，其夫坚决不让她进门，苦苦哀求后才得以跨进房间。当她坐到他床上时，竟然被他和那个女人拖下了床……
她说，丈夫长年不归，带给她极大的身心摧残。夜深人静时她常一个人看着窗外的路灯，整夜整夜失眠。她还不到40岁，生理上对性爱非常渴望。她也曾有过找个性伴侣的冲动，但是道德约束使她不能踏出这一步，因为她还没有离婚。在非人的煎熬中，她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更加注重追求精神生活需要。目前在社会上最关注的是精神财富，现实生活中最关心的是精神享受，尤其是妇女、儿童、老年人。所以才会有老年人提出的精神赡养、未成年人提出的父母探望、妇女提出的要求丈夫回家过夜等等新类型的诉讼案件。但由于精神赡养属道德层面的问题，在法律上还没有明文规定。
人民法院能否支持道德层面的精神之诉，成为一个不可回避、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但目前我们没有具体可行的办法。法律无法判决丈夫必须每月和妻子性生活几次，更无法从质量上提出要求。
在提倡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以人为本”被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说，保持人们的心理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其中也包括夫妻性生活和谐。由于性生活的不和谐、不健康给社会和他人造成伤害的例子已有很多。
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等人所提出的“挫折———攻击”假说认为，攻击是受挫的继发行为。挫折并不会直接引发攻击行为，而是诱发出某种情绪导致攻击行为发生，刺激会促使或加速攻击行为的出现。一个遭受挫折的人，容易做出某种攻击行为，一个性生活受挫的人，往往会演变成精神分裂症、抑郁症，或者做出某些伤人伤己的行为。
从国内首例婚内“空床费”索赔案透视：应从法律角度确定夫妻同居义务
2004年3月份，重庆女子刘敏(化名)以丈夫有外遇为由向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起诉离婚，还请求赔偿家庭暴力导致的医药费、营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以及“空床费”4000多元。原来，从2003年7月以来，刘敏的丈夫熊小华(化名)开始时常不回家。于是两人商定：丈夫如果在凌晨零时至清晨7时夜不归宿，按照每小时100元的标准支付“空床费”给妻子。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夫妻双方约定的“空床费”，可作为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予以支持。当年9月，该法院判决二人离婚，由熊小华赔偿刘敏4000元精神抚慰金，并分割相应财产。
判决后，刘敏执意认为“空床费”和精神损失赔偿是两码事。刘敏称他们原本很“性福”，自从丈夫给她支付“空床费”后，丈夫就很少尽义务了。所以在诉讼请求中，“空床费”和5万元精神损害赔偿是两个不同的诉讼请求。为此，刘敏对法院的一审判决不服，上诉到重庆市一中院。2004年12月10日，重庆市一中院认为夫妻双方约定的“空床费”，实为补偿费，属有效约定。终审判决熊小华给付原告刘敏精神损失费2000元、补偿费4000元。
此案的终审判决在法律界引起了激烈讨论。西南政法大学专攻婚姻法的硕士研究生曹德昆说，他非常赞同二审判决，回家过夫妻生活是夫妻双方最基本的责任，一方未履行义务，另一方理应得到补偿。
从以上案例可以推知，虽然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夫妻必须过正常的性生活，但对精神损失费的支持，从一定的层面上给因性生活不和谐造成的损失，提供了索赔的可能途径。因此，应从法律角度确定夫妻有同居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