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所学校被强制拆除

  2011年秋季学期前夕,一纸《强制拆除告知书》,被送至散落在北京各个角落的24所学校。两个月前,他们已相继收到关停通知。在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校,共有3万多名学生。

  回乡就读,抑或是留在城里转到费用相对高昂的公办学校?成为那些在京城谋生的家长和他们的孩子,必须面对的抉择。

  与此同时,在那些分布在全国各地为数众多的山区小学及教学点里,他们的同龄人和父母,也面临着同样艰难的抉择 花费更多的钱,翻过更多的山,去教育资源更好的学校就读,成为一名被“托管”的学生;或者是留在生源匮乏、师资力量薄弱的教学点。

  2011年的暑期临近尾声,北京市各地中小学像往年一样,如期准备开学典礼。但这不包括散落在北京各个角落的24所学校。两个月前,他们相继收到关停通知。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弟学校,一共有3万多学生。

  数据显示,目前,在北京有超过700万的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35.9%;其中,6-14岁学龄儿童88.8万人,外来学龄儿童占全市学龄儿童28%。

  北京当地媒体报道,在这700万的外来人口中,有400万是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250万,主要分布在建筑、生活服务业等领域。

  但我们更加愿意称他们为“外来务工人员”,或者“新北京人”。饶培秀就是其中一员。

  回不去的乡村

  天气预报说8月22日傍晚会有小雨,那天的中午显得格外闷热。饶培秀说,这是秋老虎,再过半个月就走了。

  对于这样的“老虎”,她并不在意。这一天中午,饶培秀匆忙回到自己花400元租的临建房,换下一身脏衣,仔细地收拾了一下自己 在穿上黑色皮条的凉鞋以前,她还特意穿上了丝袜。

  下午两点多,她叫上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向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实验小学走去。

  和往常不一样,这一天下午回到学校上课的孩子并不多,但饶培秀在学校里却意外见到另外几名学生家长。其中,有一个她的熟人,叫王景枝。她们听说学校要关闭了,赶紧到这里来看看情况。

  10天前,饶培秀顺道送孩子上学时,在校门口遇到东坝乡的保安和政府工作人员。他们给饶培秀发了一张宣传单,上面大致写着她孩子就读的东坝实验小学即将关闭,建议家长将孩子送到公立的学校就读,传单末尾留下了联系人和公立学校地址。

  但饶培秀并不愿意把孩子们送到那样的学校里去,第一是因为学校太远,孩子上学不方便,更重要的是,她的三个孩子,都没有身份。

  1997年,饶培秀和丈夫从老家河南信阳来到北京,在朝阳公园一带租好房子,干起了拾破烂的行当。她说,这就算安了家。

  不久后,他们生下一个女儿,此后几年里,她又生了女儿,直到儿子老三出生。

  “我们老家世世代代种地为生,观念很传统,如果家里生不出儿子,会遭人嫌弃,连打个架吵个嘴都没人帮忙。”饶培秀解释完后,叹了一口气,她说,如果知道这个世界的观念正在改变,那她也不会生那么多孩子。“所以,我后来就再也不愿意孩子回老家了,孩子回去,被绑在田里,永远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而另一个原因是,在她老家,几乎没有年轻人了。“我不放心把孩子给老人家带,一个疏忽,孩子可能就会出事。”

  饶培秀说这话时,一旁的王景枝不住地点头。有一年夏天,王景枝曾把两个孩子送回老家,有一天他们在塘里玩,溺了水,幸亏三个女孩一个牵着一个将他们救上来。

  王景枝在女人街从事保洁工作。这一天,她也换上浆洗得干干净净的蓝花白底连衣裙来学校,她害怕给孩子们丢脸。

  就这样,这两位母亲就一直将孩子带在身边,上户口也就成了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

  2005年,他们听说有一位信阳老乡,办了一所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弟学校,在东五环外的东坝乡,两家就举家迁到东坝乡,“只是出示了我们的身份证和暂住证明,杨校长就收下我们的孩子。”饶培秀说。

  她们原以为这样的日子可以很长久……

  强拆之前

  8月20日,东坝乡实验小学校长杨勤收到一份《强制拆除告知书》,上面赫然指出实验小学擅自新建、扩建房屋,并称将于“2011年8月25日对你单位(个人)实施的违法建筑依法进行强制拆除”。告知书的落款,是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人民政府。

  60多岁的杨勤只是在新闻里听说过强拆的事情,当告知书在他手里的时候,他说不出话,也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学生家长。

  校长: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

  很多外地务工人员陷入两难:公办学校难进;民办学校学费低,师资设备和教学质量却难以保证。

  几排简陋的平房,教室内挂着两台电扇、两只灯管;木门、挂锁,除了黑板、课桌,没有其他教学设备;会议室一角的一个简单书架就是图书室;旱厕的刺鼻气味溢满整个校园……这是记者在几家打工子弟学校看到的景象。

  “我办学16年了,总感觉‘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一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坦陈,“政府对民间力量办学给予很多扶持,比如校址、桌椅等都是政府提供的,但特别希望政府的扶持更有计划性。”对此,2000年开始办学的李俊山也有同感:“十几年来学校至少搬了4次,拆迁时会有些失落。”

  校长建议,应进一步完善“首接负责制”,将责任人具体化,实行严格监督;教委可设立专员与各乡镇街道家长委员会共同考察每间学校的最大容量与师资状况,为学校订立收生容量标准。同时,民办校无疑是填补打工子弟教育“真空地带”的一种方式,为避免民办校无序发展,政府要对民办校资源的合理配置进行有效调控。

  一些打工子弟学校负责人也建议,应出台规范打工子弟学校的政策,对办学标准等予以规划指导,使达标校合法化。同时,政府应给予扶持整合后的打工子弟学校长期、稳定的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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