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手抄报：端午节身佩香囊、饮雄黄酒

　　“彩旗夹岸照蛟室，罗袜凌波呈水嬉，终人散空愁暮， 招屈亭前水车注。” 刘禹锡这首《竞渡曲》记叙的是沅江一次赛龙舟的活动。端午节，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酒，龙舟下水喜洋洋。这些，都是曾经端午节上最热闹的活动,

　　在山西乡村，不论丰年欠岁，贫富之家，端午节孩子们的香袋、长命线、艾叶虎是非做不可的。一个小小的香袋为什么能这样牵动人心，千年不绝?传说古时候，每年的四、五月间各种虫害、瘟疫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玉皇大帝便派了一位神仙下凡，察访民情，治理瘟害。神仙发现同是天下人，心眼不一般，有的人好，有的人歹，便惩恶护善，掏出五色香袋对善良的人说：每年五月初五，你们同家里的小孩戴上它，“身上戴香包，门上插艾蒿，瘟病全除掉，吉祥光高照。”奇怪的是，从那以后凡是带香袋的大人小孩，虫害见了便逃之夭夭，而没有香袋的恶人们不免被虫害毒疫毒死了。

　　传说难免有神秘的迷信色彩，但只要冷静地分析，其中不无科学道理。《神农本草经》及《本草纲目》都记载有艾叶茗含芳香油，可用来杀虫，防止病害，亦可用作调香原料。早在先秦时期，艾就被采集作药用，制灸条治病。山西的五月初，正是春夏之际，虫害复生，时疫流行。此时人们首要的就是要消毒防病，民间艺人用香袋包药佩带，既治病除臭驱虫散浊，薰香去汗味，又是人们盼望孩子们健康平安心愿的表露，为孩子们增添了如意的玩物，耍起来小巧玲珑，香爽周身，真是一举多得。山西乡村的香袋是用棉织布和丝线绣制成各种精巧玲珑的小布包，装上雄黄、苍木、艾等中药。其中有的绣制成“五毒”形象的蛇、蝎子、壁虎、千爪虫、疥蛤蟆，还有虎、鸡等动物形象的香袋;有的缝绣成瓜果蔬菜，花鸟草虫。最复杂的是“虎踩五毒串”，最上的一个较大的老虎脚下吊着五种毒虫，意为踩死毒害，消毒免灾。用五彩丝垂金锡钱锁挂于婴儿胸前，缠纸帛，折菱角，缀于儿童腰间，把孩子装扮得漂亮可爱，既有香洁避秽的功能，又是儿童们随手可抓的玩具。孩子们把香袋作为端午的耍货，同布虎枕、小石狮一样，集装饰、实用、戏耍于一身。

　　从山西民间香袋玩具的艺术特色来看，晋北的粗犷大方，厚实质朴，夸张变形，感情深沉;晋南的精工巧秀，形象逼真，情趣生动;晋中的色彩艳丽，纹样雅致。这些种类繁多的香袋艺术，反映了三晋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展示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体现着我们民族独有的审美情趣。不少在海外的侨胞至今仍对家乡的香袋难以忘却。

　　端午节还有饮用药酒的习俗，作为端午节俗的药酒主要是蒲酒和雄黄酒。蒲酒也叫菖蒲酒、菖华酒等，古代民间常在端五制作、饮用，俗云可避瘟气。宗懔《荆楚岁时记》载：“端午，以菖蒲生山润中一寸九节者，或镂或屑，泛酒以辟瘟气”。唐代殷尧藩的七律《端午日》有“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的诗句。虽然蒲酒之名史不绝书，但是近世民间以雄黄酒最普及，饮雄黄酒既是家喻户晓的《白蛇传》情节，也是大家都遵行的习俗。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端阳》记曰：“午前细切蒲根，伴以雄黄，曝而浸酒。饮余则涂抹儿童面颊耳鼻，并挥酒床帐间，以避毒虫。”用雄黄酒涂抹小儿面颊耳鼻俗称“画额”，通常是用雄黄酒在小儿额头画“王”字，一借雄黄以驱毒，二借猛虎(“王”字似虎的额纹)以镇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