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花朵“被退烧”谁之过？意大利白求恩十年前已预言中国儿童退烧困局

　　彼路易。切奇博士是一位有着30多年临床经验的意大利儿科专家，一位当代“白求恩”式的医生。2000年，他受意大利政府派遣，作为意方负责人到北京执行两国卫生合作项目。在北京儿童医院特需门诊坐诊的两年间，他以一位西方医生诚实、敏锐的眼光，观察到了在中国医学界普遍存在的难以理解的现象，并发表在2002年的《视野》杂志上。

　　切奇博士谈到，中国医生“习惯打吊针(输抗生素)，好让发烧的孩子的体温降下来，那是靠药物强制性降体温，对孩子病情的恢复没有积极的意义。”

　　十年后，直到尼美舒利退烧药风波浮出水面，我们才猛然发现，从意大利远道而来的这位切奇博士早已系统地洞察到中国儿童被强制性退烧的困境，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可惜一直缺少足够重视，至今其所列问题也没有在任何一个环节得到妥善解决。撇开退烧药品本身的潜在风险，我们有必要重新倾听，切奇博士十年前以一颗白求恩般赤诚的心发出的呼吁，并思索如何全面地解决儿童“被退烧”难题，从而保护中国的未来--孩子们。

　　中国父母：儿童退烧知识落后意大利妈妈四十年，好心反而害了自己的孩子

　　切奇博士非常清楚，世界上的妈妈都害怕自己的孩子生病，一生病就吓得不得了，就带孩子看医生。他举了一个亲身处理过的案例：一个小孩的姥姥带着她的外孙急急忙忙来看病，中国的儿科医生要给孩子抽血检验。切奇博士检查后发现，那是蚊子咬的一个包，不用抽血。最后老太太给在香港工作的孩子妈妈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孩子的妈妈坚决反对给孩子抽血，才算了事。切奇博士也坚持没给孩子开药。他尖锐而坦诚地提出，这个典型案例就属于患者家属的无知。

　　据切奇博士介绍，意大利的妈妈上世纪七十年代，也是急着给孩子打针吃药来退烧。后来她们在医疗体系的大力普宣下，早已转变了观念，发现没有必要给38度5以下低烧的孩子打针吃药，而是尽量采用物理降温疗法。可是今天，中国的妈妈仍然会说：“我们的孩子有病了，你为什么不给我们药吃?”切奇认为这是家长的问题，不是孩子本身的问题。

　　无独有偶，美国、日本和荷兰等发达国家的父母也早已跨越了最初的直觉用药阶段，能够相对理性冷静地处理孩子的退烧问题。对比一下，中国父母在这个问题的误区主要有哪些呢?

　　第一种，缺乏医学常识，盲目自行用药。首先是不管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区别，跟着感觉走。随着我国非处方药的迅速发展和零售药店网点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自己买药来治疗“小毛病”，不少父母在没有医嘱的情况下就自行购买处方药给孩子服用。其次缺乏科学退烧知识盲目自信，孩子38度5以下就自行服药，甚至混用、滥用药物，放大了药物的副作用。其实发烧也是一种机体对抗感染的机制。低烧可以减缓病毒或者细菌的蔓延速度，促进重要免疫系统细胞的生成。放弃物理降温，一味盲目用药只会破坏孩子自身的免疫系统。

　　第二种，干扰医生的正确决策，急于求成。一旦孩子发烧，一些家长就会感到惊慌失措，影响医生判断，要求想尽一切办法，立竿见影地给孩子退烧。在他们眼里，发烧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不在第一时间排除，就坐立难安，结果使孩子丧失了宝贵的获得免疫力的机会，抵抗力下降，虽然短时间内抑制了发烧表征，却降低了孩子体质，给孩子的未来埋下隐患。

　　中国医生：在医患关系关系错位和医院利益压力的多重影响下，写处方的笔走偏

　　切奇博士着重提到，感冒发烧在39度以下，西方医生从来不给患儿开药，并建议家长回家给孩子用物理降温手段，同时要给孩子喝大量的水，几天就可以好。

　　而在切奇眼中非常奇怪的是，中国医生“习惯打吊针(输抗生素)，好让发烧的孩子的体温降下来，那是靠药物强制性降体温，对孩子病情的恢复没有积极的意义。”同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中外差别这么大，这种“中国特殊性”从何而来?

　　第一，医患关系的紧张和错位让有道德感的基层医生有苦难言，开处方时下笔走偏。记者浏览了国内最大专业医疗社区丁香园后发现，很多儿科医生在网上大倒苦水。医生们非常清楚，目前退烧药滥用比较普遍，而所有的退烧药都有副作用，临床使用一定要严格把握。退烧药一般在38.5℃以上才有必要考虑使用，一味的强行退烧，反而对身体不利。但遗憾的是，不少家长并不接受这种医疗观念。他们怕孩子发热，不管医生怎么说，只认为能立即退烧的医生就是好医生，还有一些人全家上阵，4、5个人组成声势浩大的“家长团”，众口劝说医生让孩子快速“被退烧”，使医生丧失了正常的主导权。少数患儿家属因为嫌见效慢，还投诉、侮辱甚至打骂给孩子按正常方式治疗的医生。不少医生为了自身的安全和业绩，只得放弃正确判断，主动迎合孩子家长的错误理念。切奇博士观察后如是说，“有时医生也很为难，做母亲的总是让医生多开药，开好药。我认为医生和家长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定要把孩子的病情讲得很清楚。医生要多和家长交流，来教育家长如何看待孩子的这个病，同时向家长普及一些一般的医疗卫生常识。但是要让家长理解这个问题就要花一定的时间。”这需要医生坚持自己的职业道德，也需要家长了解正确的医学知识。

　　第二，医院“以药养医”的利益压力驱动医生多开药，形成“过度医疗”现象。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09年一年，中国医疗输液用了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每年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3.3瓶的水平，中国退烧药品的滥开现象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小病大医”怪现状背后的利益驱动，使得不少医生为了完成任务指标违心多开药，而且倾向选择副作用大和昂贵的治疗方法，比如该开退热贴时开药，该开药时打针，该打针时吊水。为此，切奇博士建议中国医生应重视自己的职业道德，要诚实、谦虚、尊重患者，不需要治的病就不要让患者多花钱。为此他还引用了中国的一句谚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第三，儿科医生严重不足，患儿数量压力导致草率治疗。2008年全国共有儿科医生6.17万人，但0至14岁的儿童却有2.3亿，比例约为0.2598个儿科医生/千儿童。参照美国1.4558个儿科医生　/千儿童的比例，我国至少还缺20多万儿科医生。“15年来，全国的儿科医生仅增加了5000名，近年来，儿科医生的增加更是处于停滞状态”。切奇博士坦言，中国医院“三五分钟就看一个病人”，而自己“看一个患儿要1个小时”，而“这样的门诊模式在中国目前要实行起来还很困难”。

　　医疗监管体系：不能只依赖家长、医院和药品流通渠道的自律，监管和宣传都要到位

　　切奇博士在提及中国医疗系统不完善的影响时说，“在意大利，我们在各个社区都建有门诊诊所，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出诊治疗是免费的。在我们那里做心脏手术、住院治疗4月以下的患者全部是免费。当然这在中国目前还是很不现实的。”

　　直观地看退烧药风波，药店医院的过分逐利、家长用药的盲目无知，无疑都应为此负有责任。然而归结于任何一方都不是不全面的，毕竟这是个系统问题。究竟谁应总体负责呢?2月1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新闻办向媒体表示，目前“尼美舒利”仍是国家药监局批准的、允许用于儿童的退烧药，而造成不良反应的原因则是在销售和使用中，因缺乏监管、滥用药物导致的。由此可见，医疗监管体系不能依赖各方的“道德感”，而要真正落实监管和宣传职责。一方面加强处方药在药店的严格管控，对违规药店真正处罚到位，另一方面要改变医院“以药养医”的局面，给医生正常治疗创造一个良好环境，同时必须大力普及医药卫生知识，加强人们对用药的科学和安全意识，引导民众去正规药店买药，并听从医师的医嘱。

　　跳出困局：寄希望于中国的医疗系统改革，中国父母也应首先行动起来，使用物理降温方法保护自己的孩子免于“被退烧”

　　我们要向切奇博士这位当代“白求恩”致以深深的敬意。他的真知灼见在于，不仅预见了退烧药滥用的困境，还引导我们把对退烧药风波的思索从药品本身的副作用转向了整个医疗系统。如果中国父母增加一些用药常识，接受国际流行的退热贴、冰袋等物理降温疗法为低烧孩子治疗，并信任医生的判断;药品生产厂家负责地搜集和公布药品的副作用;医院临床医师向患儿家属讲明药物的副作用，坚持正确的疗法;药店药师公正地向消费者推荐药品;监管部门加大监管力度，加强对药店等药品流通渠道的监管，向民众宣传要去正规药店买药、听从医师的医嘱--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做好一点，许多儿童“被退烧”的悲剧都是可以避免的。切奇博士十年前就向中国发出忠告，但不知这十年来有多少祖国的花朵受到了伤害，今后还有多少年整个医疗体系才能更好地保护好我们的未来。我们寄希望于中国的医疗系统改革，也呼吁当务之急，中国父母应首先行动起来，主动学习科学的医疗知识，运用物理降温等方法保护自己的孩子免于“被退烧”。

　　小贴士：有效的物理降温方法

　　1、维持家中的空气流通，维持房间温度于25～27℃。可将幼儿置于冷气房中或以电扇绕转着吹，使体温慢慢地下降。如果其四肢冰凉又猛打寒颤，则表示需要温热，所以要外加毛毯覆盖。

　　2、如果孩子四肢及手脚温热且全身出汗，表示需要散热，可以少穿点衣物。

　　3、将孩子身上衣物解开，用温水(37℃)毛巾全身上下搓揉，使宝宝皮肤的血管扩张将体气散出，另外水气由体表蒸发时，也会吸收体热。

　　4、多喝水以助发汗，并防脱水。

　　5、睡冰枕有助于散热，但对较小的幼儿并不建议，因幼儿不易转动身体，冰枕易造成局部过冷或致体温过低。

　　6、使用退热贴比较安全、方便有效。退热贴的凝胶物质中的水份汽化时可以安全地将热量带走，即用即贴，也不会出现过分冷却的情况，同时避免毒副作用。购买时要注意选择含水量高的退热贴，如兵兵、冰清等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