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荣耀

　　

 

　　编辑推荐：

　　追忆似水年华，阅读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法国教育部指定学生必读书，法国二十世纪伟大作家的经典自传小说，呈现令人愉悦的成长喜剧，描画罗旺斯的诗情画意。

　　

 

　　内容简介：

　　他在六十岁前后追忆儿时，以“童年回忆录”为总题，一口气写了四本。《父亲的荣耀》是第一本，也是其中最受读者喜爱的一本。……帕尼奥这部书主要采用童年视角，充溢一种童趣，少年与童心未泯的成人读来自能感到兴味。……我以为螳螂与蚂蚁血战那一段最为精彩，其惊心动魄不亚于雨果笔下的滑轶卢战场，其精确不让《昆虫记》，其幽默令人解颐。……每一代法国家长都让孩子读这本书，原因之一也是为了让他们以有趣的方式获得许多博物知识。

　　

 

　　作者简介：

　　马塞尔·帕尼奥尔(Marcel Pagnol，1895-1974)，法国小说家、剧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他在电影上的成就，受到电影大师罗塞里尼等人的推崇。帕尼奥尔擅长描写法国南方的风土人情，尤其是普罗旺斯的诗情画意和对家庭的眷念之情。

　　

 

　　媒体评论：

　　法国青少年在书中认识的第一个人物不是别人，正是帕尼奥尔笔下漫游在普罗旺斯山区的小马塞尔。 　　　　　　　　　　　　　　　　　　　　　　　法国《费加罗杂志》

　　

 

　　精彩书摘：

　　我出生在奥巴涅城，顶上放牧山羊的加拉邦峰脚下，那时候已传到最后一代牧羊人了。

　　加拉邦峰是座巨大的蓝色岩石高峰，耸立在雄鹰平地边缘。那是一块辽阔的高原，俯瞰四季常绿的郁伏恩河谷。

　　山峰底部的宽度略大于高度。不过，因为它从岩层中拔起高达六百米，看来好像直刺普罗旺斯的晴空。七月里偶尔会有一朵白云在峰顶栖息片刻。

　　虽说它算不上一座大山，可也不是无名小丘。正是在加拉邦峰，夜深时分，马里乌斯的观察哨兵看见得胜山上闪现火光，就用荆棘点燃一个火堆。于是在六月的黑夜里，那火堆就像一只红色的大鸟，翻山越岭传递消息，最后降落在罗马城里的卡庇托尔山上，报告高卢军团在爱克斯平原歼灭了条顿人的十万人马。

　　我父亲是奥兰治附近瓦雷阿斯镇一名石匠的第五个孩子。

　　我们这个家族在当地立足好几百年了。他们来自何方?想必来自西班牙，因为我在镇公所的档案里找到了姓雷斯帕尼奥尔的，还有姓斯帕尼奥尔的。

　　此外，这个家族世代都以打造武器为业。他们在乌韦兹河冒着热气的水里给剑锋淬火。这个高贵的行当，众所周知是西班牙人的专长。

　　不过，因为作战需要的勇气与敌对双方之间的距离适成反比，喇叭口火枪和手枪不久便取代了大剑和短剑。于是我的祖先们改行制造烟火，就是说生产火药、药筒和引信。

　　他们中有一位是我的曾祖，某日他周身围绕火星和旋转的圆形火球，从他店铺关着的窗子里飞出来，落在一捆罗马蜡烛上。

　　他没有丢了性命，但是他的左颊从此不长胡子。因此，直到他临终那一天，大家都管他叫“烤肉”。

　　可能，由于出了这起骇人的事故，下一代人虽然决定继续制造药筒和引信，但不再往里面填装火药。他们于是成了“纸板制造商”，今天仍干这个行当。

　　这个例子绝好地体现了拉丁人的明智：他们首先放弃了钢铁这个沉重、坚硬、锋利的材料;然后放弃火药，这东西见不得点着的香烟：最后他们与厚纸板打交道，这个产品分量轻，摸着柔软，无论如何不会爆炸。

　　不过，我祖父因为不是“大少爷”，未能继承纸板作坊。

　　不知什么缘故，他学了石匠，满师后周游法国，先在瓦雷阿斯镇，后在马赛开业。

　　他是小个子，但肩膀宽厚，肌肉发达。

　　他留给我的印象是长长的白色鬈发拖到脖子，还有一部带卷的漂亮胡子。

　　他面容秀气，但棱角分明，一双黑眼睛像成熟的橄榄闪闪发光。

　　他言出必行，子女们望之生畏。不过孙子辈可以拿他的胡子编成辫子，或者把豌豆塞进他的耳朵。

　　他有时会一本正经跟我谈论他的职业，或者说他的手艺，因为他是石匠领班。

　　他看不起砖石工。他说：“我们砌的石块都是榫槽结合，有斜接的，有楔形榫，还有叫朱庇特之箭的……当然，为了防止滑动，我们也往槽缝里灌铅。可那是嵌在两大块石料里的，绝对看不出来。而那些砖石工，他们逮着哪块石头就用哪一块，还用大量的砂浆填塞窟窿……砖石工干活，那就是整个儿淹没石头。因为他们不会处理石头，就把它隐藏起来。”

　　他只要有一天空闲，也就是说每年五六次，就带领全家人去野餐。选定的地点距离宏伟的加尔大桥只有五十米。

　　趁我祖母准备饭菜，孩子们在河里膛水的工夫，他登上桥面，丈量尺寸，审视接缝，画一些剖面图，抚摩那些石块。

　　吃过饭，他在草地上坐下，家人则围成弧圈坐在他身后。他就这样望着千年杰作，直到天黑。

　　所以，三十年以后，只要听人提到加尔大桥。他的子女便会抬眼望天，唏嘘不已。

　　我的工作台上摆着一个宝贵的镇纸。那是个铁制的长方体，中央有个椭圆形的洞眼。长方体的两端都有锥形的缺口，深深陷入铁器内部。那是安德烈爷爷的大锤。整整五十年，他用它击打钢凿坚硬无比的顶端。

　　这位能工巧匠只受过初步教育。他识字，会签名，仅此而已。为此他一辈子都暗中伤心，最终相信唯有知识才是至高无上的财富。他以为最有知识的是那些传授知识的人。因此，他不惜“倾家荡产”让子女能有资格教书。所以我父亲二十岁从爱克斯昂普罗旺斯师范学校毕业，当上公立小学的教员。

　　那年月的初级师范学校与神学院一模一样，只不过用反宗教课程取代了神学研习。

　　这些年轻人被告知，教会无非是一种压迫工具，而神父的目的和任务在于利用愚昧这个黑布条蒙住人民的眼睛，同时给他们念叨有关天堂或地狱的无稽之谈。

　　而且，“神父”使用拉丁语正好证明他们别有用心。这个神秘的语言对于无知的信徒起到咒语的妙用。

　　两个博尔吉亚足以代表历代教皇，而历代国王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是淫荡成性的暴君，除了去玩棒接球游戏，只知道与姘妇们厮混。这个时候，他们的“走狗”横征暴敛，夺走百姓十分之一的收入。

　　就是说，为了符合共和国的真理，人们潇洒地篡改了历曼讲义。

　　我并不因此责备共和国：世界上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是为政府服务的宣传小册子。

　　所以，刚毕业的师范生都相信大革命曾是一个牧歌时代，是慷慨侠义的黄金时代，那时候博爱被推向温情的极致。总之，是善心爆炸的年代。

　　我不知道人们怎样为师范生们阐述——要避免引起他们的注意——这些世俗的天使在犯下几万桩凶杀和抢劫之后，又相互残杀，把对方送上断头台。

　　话说回来，另一方面，就说我那个村庄的神父吧，这个人既聪明又热心行善，他认为宗教裁判所好比亲属会议：如果说主教们活活烧死了那么多犹太人和科学家，他们是含着眼泪，为了让受刑者在天堂里有一个位置，才这么做的。

　　这就是我们的理性的弱点：通常，它被用于为我们的信仰辩解。

　　不过，师范生们的学习内容不限于反教权主义和非宗教化的历史。还有第三个人民公敌，而且它不属于过去。它是烧酒。

　　《小酒馆》和那些贴满了教室墙壁的吓人的图画，都源自那个时代。

　　这些图画里有浅红色的肝脏，由于某些部位肿胀呈绿色，另一些部位收缩呈紫色，以至它们的样子像菊芋，让人根本难以辨认。不过，为了警示公众，画家在画面中央画了属于好公民的健康肝脏，它那和谐的形状和鲜活的红色足以使人衡量被揭示的灾祸有多严重。

　　师范生们在寝室里也躲不过这个可怕的内脏(且不说还有一个形状像螺旋输送器的脾脏，一条长了鼓包的主动脉)，逐渐产生恐怖心理，只要见到一杯酒就会恶心。

　　对于他们，每当饮开胃酒的时候，咖啡馆的露天座就像自杀候补者的大聚会。我父亲一位朋友过滤水喝过了头，有一天把自己当做世俗的波里厄克特，掀翻了咖啡馆的桌子。师范生们以为这些倒霉蛋很快就会精神错乱，看到耗子爬上墙头，或者在密拉波大道遇到长颈鹿。人们举一个才华横溢的小提琴家为例：由于他的脊髓长年泡在苦艾酒和黑藨子酒里，不时浑身抽搐，最终只好去弹曼陀林。不过他们恨之入骨的，是叫做“餐后酒”的烈性甜烧酒，获“国王特许”的本笃会修士和查尔特勒修会修士酿造的酒。有了这类产品，教会、烧酒和王权便构成凶猛的三位一体。

　　除了与三大灾难作斗争，他们的课程包罗万象，而且设计精当，使他们能担当教导民众的责任。他们也特别了解民众。因为他们几乎全是工农子弟。

　　他们学习各科知识，涉及的面很广但深度不够。不过这一切对他们都很新鲜。他们见到父辈长年累月每天劳作十二小时，在田野里，在船上或者脚手架上，因此他们庆幸自己交上好运，星期天可以休息，而且每年有三个假期，能回家团聚。

　　于是，他们的父亲和祖父，有时还加上邻居——老辈人从来只用手来学习知识——会对他们提一些问题，或者请教一些抽象的概念，那可是村里从来没人弄明白的。他们回答问题，长辈们洗耳恭听，神情严肃，不时点头……所以，三年在校期间，正因为祖辈被剥夺了享用这些宝贵养料的权利，他们如饥似渴地吸收科学知识。所以，课间休息时间，校长先生需要巡视各问教室，把过分用功的学生赶出去，罚他们打球。

　　学业结束时，需要考高等文凭。考试成绩证明这一茬学生已经成熟。

　　于是，好比果实开裂，良种抛射到全省各地，开始与愚昧斗争，弘扬共和国的业绩，并且在遇到宗教仪式行列经过时不脱帽子。

　　头三年，年轻的小学教师要在常年积雪的山顶小村宣扬世俗理念，然后下到半山腰的村庄，顺便在那里娶个女教师或邮务员为妻。再以后，他在好几个市镇任职，那里的街道还是斜坡。在每一站他家里都添一个孩子。生第三个或第四个孩子的时候，他才调到平原上的县城工作。最终轮到他调进省城，他已经白发苍苍，皮肉松弛。于是他在一个有八个或十个班级的学校教书，教高级班，有时也教补习班。

　　有一天，人们郑重其事地庆贺他荣获一级教育勋章。

　　三年后他遵循规定退休。于是他高高兴兴笑道：“我终于可以回家种白菜了!”

　　接下去，他躺下，他死去。

　　我认识许多像这样的从前的教师。

　　他们绝对相信自己身负美丽的使命，对人类光明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蔑视金钱和奢侈，为了成全别人或者继续在穷山村里执教，宁可放弃自己的晋升机会。

　　我父亲一位老朋友以第一名毕业，因此能在马赛开始他的教书生涯。不过是在一个贫民区，夜里谁也不敢在街上走。他从教第一堂课到退休没有动窝，四十年待在同一间教室里，坐在同一把椅子上。

　　有天晚上我父亲问他：

　　“你从未有过抱负?”

　　“有的!”他说。“我有过!而且我以为我成功了!你想啊，我的前任二十年里有六个学生上断头台。我呢，四十年里，只有两个，还有一个最终被减刑。这就值得我一直待下来。”

　　因为，最了不起的，是这些反教权主义者有传教士的灵魂。为了能挫败“神父先生”(此人的德行被认为是伪装的)，他们自己过着圣徒一样的生活。在道德观念上，他们与早期清教徒一样毫不让步。大学区视察是他们的主教，区长是大主教，而教育部长就是他们的教皇。他们给他写信必定用大幅信纸，遵循传统的礼仪格式。我父亲说过：

　　“跟神父们一样，我们为未来工作。不过我们为的是别人的未来。”

　　因为他毕业的名次也很高。那开裂的果实没有把他抛射到离马赛太远的地方。他降落在奥巴涅。

　　这是个有一万居民的小城，位于郁伏恩河谷的丘陵地带。从马赛到土伦的尘土飞扬的公路穿城而过。

　　居民的营生是烧造砖瓦和水罐，灌制禽肉和猪肉香肠，把废弃的皮革在池子里泡上七年以便鞣制，也制作用于圣诞马槽的彩色小泥人。

　　我父亲叫约瑟夫。那会儿他年轻，褐色皮肤，个子不高，但不瘦小。他的鼻子很大，不过十分端正，而且幸亏上有钢丝边的椭圆形眼镜，下有胡子，看上去就不那么显眼了。他的声音低沉好听，头发黑中带蓝，下雨天会自然鬈曲。

　　某个星期天他遇到一个棕色头发、名叫奥古丝汀娜的裁缝女工。他觉得她美若天仙，很快就娶她为妻。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认识的，因为家里从来不谈此类事情。另一方面，我也从未对他们提过有关的问题，因为我不去想象他们的青年和童年时光。

　　他们永远是我的父母。我父亲的年龄比我大二十五岁，这一点永远不变。奥古丝汀娜与我同岁，因为我小时候以为，我们俩是同一天出生的。关于她在生我以前的日子，我只知道她初次遇到这个不苟言笑的年轻人，便着了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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