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跃儿：家长不懂爱 容易使孩子走上歪路

谁发动了二次世界大战

历史学家罗伯特.怀特在他的著作《精神变态者之神》中，对希特勒的性格形成进行了极为深入的分析。希特勒的父亲是个嗜酒如命而又性格暴躁的人，他常常在酗酒之后当着孩子的面痛打自己的妻子，希特勒也常常免不了受皮肉之苦。童年的希特勒最主要的情感体验是焦虑、紧张与残暴。他似乎生活在永无尽头的恶梦恐惧之中，形成了既不信任、也不同情，直至仇视人类的个性。本来，他对父亲打母亲的行为非常痛恨，可是当他长到15岁时，竟然鬼使神差地对母亲使用暴力。这一点与杨杰有些相似，两人都是在15岁的年龄开始爆发，只不过，杨杰的对象是父亲，希特勒的对象是母亲。

再后来，希特勒便在世界范围内大打出手了，他这种不健全的人格使全世界付出了千百万条生命的代价。所以有人便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是谁发动了二次世界大战？

就是说，二战的起缘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希特勒的内在秉性，而他的秉性又来自于他父亲的秉性。

同样，我们也有理由这样来问：是谁制造了“4·20”大案？是那些直接参与的罪犯呢，还是他们的父母？

灵魂的逃亡

再比如，另一个名叫张文龙的罪犯，他的父亲也像杨杰的父亲一样因为包庇儿子被判入狱，他也认为儿子变成这样没有做父亲的责任，因为他尽过力了。他举了两个例子说明他并不是没有教育儿子，第一个例子是：小时候张文龙有一次夜不归宿，被他提起来摔到墙上摔昏；第二个例子是：儿子大一点时到歌厅唱歌，被他打得半个月不能起床。在他的观念当中，教育就是打就是骂，而不是说服，更不是沟通。结果，他的儿子小学三年级时就开始逃学，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游荡，与女孩同居，打架，偷盗，差不多偷遍了镇上的所有商店。还抹上口红，戴上耳环、胸罩，以“小姐”身份到歌厅坐台。他是这桩大案里年龄最小、心肠最毒的一个，抢炸药的主意就是他出的，临刑时还不到20岁。

还有那个名叫王丽的女孩，她说：我走到今天这一步与我爸的教育方式有很大关系。我知道我爸是为我好，想让我做个好孩子、好学生。可是他的方法让我太难接受了，非打即骂不说，为了监控是不是在外面干了坏事，常常偷看我的日记。有一次，他发现我在看一本小说很愤怒，一气之下，不但撕了小说，还撕了作业。

她说她多少次都想对父亲大喊，求他把女儿往好里想。她说自己初中之前一直是个好学生，因为父亲的粗暴，干脆破罐子破摔。后来有一次，父亲打她打得太厉害了，妹妹怕她被打死，向“110”求助，她便趁机逃出家门。

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当家人得知她的消息时，她已进了监狱。王丽说，最让她感到难受的是审判那天她的母亲、妹妹拍打囚车车窗又哭又喊的样子，她说她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情景。还有陆文林，有一次被父亲吊在房梁上几乎打死。

这里面，只有郭永涛的父亲在儿子尸体运回去之后总算有所醒悟，他说：我儿子走到今天这种地步全都怨我，怨我这个当父亲的没有好脾气，光知道打，打得孩子事事躲我，不跟我说心里话。

有一年春节郭永涛回家，他的父亲劝他到煤矿上班，郭永涛不同意，他操起一根棍子狠狠打了儿子一顿，这一打郭永涛再也没回来。

这简直是在逃亡，是不是？灵魂的逃亡！棍棒之下，这些孩子除了逃亡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所以，杨杰临刑前，看守所的工作人员要他跟父亲见最后一面，他坚决不见，他说这辈子最恨的就是父亲，已经好多年不跟他说话了。

难道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子吗？他是太想让儿子成才了，但做法错误，才把儿子逼成了这样，逼成了仇人。当他看清大儿子杨杰不再回头时，绝望之下，又把心思全部用在二儿子杨军身上。那时候杨军还很优秀，勤快、节俭、体贴家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儿子他也没能保住。

有一次，因为买厕所阀门，他叫杨军买一种四川出的什么牌子，杨军听卖货人说这种牌子不如另外一种牌子好，就买了那种。父亲不干了，他认为儿子没有听他的话，就开始大声辱骂。杨军一气之下，搬到厂里去住。

之后，他又把希望寄托到最后一个儿子——小儿子杨辉身上，那时杨辉正上中学，他发誓要把这个儿子培养成大学生。每天天不亮起床，给杨辉做早饭，每顿都有荷包蛋。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好几年。作为一个父亲，这样做算是很了不起了，但是，他那种望子成龙的眼神压得杨辉喘不过气来，结果学习越来越糟，成绩一直排在后面。

文章来源于《谁拿走了孩子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