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于CFP
胎儿就需预定幼儿园
孩子还没出生，就得去给他(她)预定三年后读幼儿园的名额，这样的事情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但却正在重庆上演———预产期在明年2月的程老师，是南岸区一所小学的英语教师。昨日中午12点过，上完课的她急匆匆地从学校走出来，到南坪实验幼儿园为还没出生的孩子报名。如今，像程老师想要让子女读一所好一点的幼儿园，不仅得提前报名，入园以后还得支付高额费用，家长们对此头痛不已，在他们看来，幼儿园已经变成了“忧儿园”。
“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一直是当下众皆注目的社会问题。所以幼儿园“紧俏”算不得什么新闻，但“俏”到连未出生的孩子都要“腹中”预约，真是闻所未闻，并且创造了一项新的“纪录”。
曾经，中国的小孩子要上幼儿园，就曾创造了两项可笑的“纪录”，一是排队。为给孩子抢一个宝贵的入园名额，北京昌平区工业幼儿园就曾创造了许多家长“九天八夜”的排队等待记录;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条子”。由于受招生数量限制，各地家长需托门路、找关系、拼背景让孩子“挤”公办幼儿园。南京市一家知名公办幼儿园，只招80名孩子，却收到800多张“打招呼”的条子。
还有多少“大眼睛”可以等待?
这些纪录，无非是传递着一个大大的“难”字，而背后是家长和孩子的“急”。解决“入园难、入园贵”，尽管是无数家长吼间最迫切的声音。但是新教改纲却提出到2020年，才普及学前一年教育。政策显然 “远水难解近渴”。
犹记着那张举国闻名的“大眼睛”的照片，小姑娘眼神中透出的对于上学的“焦渴”曾灼疼了每个有良知的心。还要将这样的焦渴再过早地植入本该单纯得只有欢乐和无忧的更小心灵吗?让孩子适时的接受学前教育，是赋予孩子幸福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如果，连最弱小的孩子起码的幸福权都无法给予和保障，又谈何“以人为本”，又谈何服务民生?更何况幼儿教育本就是地方政府一项最基础的民生工作，是地方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
政府是“不能”还是“不为”?
如果任何本来该地方政府自个解决的民生的事项都提交让国家来解决，等待国家政策来解决，那么受着广大纳税供养的地方政府要用来做何用呢?其实，是地方执政者的执政理念决定了幼儿教育的投入。今年陕西省吴起县政府，专门拿出财力为学前教育 “埋单”。而吴起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16亿元，这样一个数字放到全国考量，实在不足为奇。而与那些排队8天报名入园和什么“天价”幼儿园所在的广州和北京等城市相比，吴起的财力更是蚂蚁之于大象。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还是“不为”。
当然，确解“入托难”等民生难题，我们不能只寄希望以地方政府执政理念的自我转变，而必须依靠专门的的体制强逼地方政府回到关注民生的本位上，强逼着地方政府在民生的投入上不敢吝啬，应明确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投入占地方GDP或财政收入的比重，且依据可靠的监管确保资金用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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