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北京以外，我们这儿有这样的‘编外’教育机构吗?我想给孩子报名。”这是本报报道《家长自组“编外”机构要补学校教育的缺》(见7月5日本版)刊出的第二天，记者接到的一位深圳读者打来的电话。在后来的几天里，本报编辑部、“家庭农场”的项目负责人方芳、“小蚂蚁”的创办人左振超都接到了很多类似的咨询电话。

家长盼孩子享“编外”教育

　　很多教育界人士把这种“编外”教育看作是：少数有理想的人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搞的教育“试验田”。一位“见过世面”的老师这样预测其前景，“离开了大面积的规模生产，结果多是自生自灭”。

　　就连创办“编外”教育机构的人也没敢抱太多的奢望，“家庭农场”的创办人程志佳说过：“也许很多家长不能理解我们，我们也不奢望马上办成一所理想的学校，只希望从影响身边的人做起，哪怕一个也好。”

　　但是家长的反应却让记者感到，“编外”教育机构并不边缘，很多家长在电话或电子邮件中都表示，希望这样的机构能多一些。而且有很多有识之士也希望加入到“编外”教育机构的队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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