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计委专家：全面放开二胎应是下一步改革方向
2013年12月03日 09:42
影响几何?
“单独二孩”可谓中国计生政策调整迈出的实质一步，会对中国的人口结构带来影响，但这个影响并不算大。
据翟振武测算，“单独二孩”政策将会使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有一个相对显著的回升，在今后几年回升可能比较快，最高点可能超过1.8，但累计效应释放后，生育率会在1.6-1.7左右波动，这与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的适宜水平较为接近。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运用大数据方式进行的网络数据分析，60.5%的人选择会生二胎，27.2%的人选择“不会”，12.2%的人表示“没想好”。这与翟振武的调研推测相仿：60%到70%的“单独”夫妇有生育二孩计划。
翟振武进一步测算，“单独”夫妇生第二个孩子一般会选择在四年至五年内，分年来看的话，第一年可能有100万人，第二年150万人，第三年达到高峰250万人，第四年又下降到200万人，呈曲线波动，累计多出生人数为1000多万人。
而据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估算， “单独二孩”将使得总人口在2030年达到14.53亿人，峰值时间推迟四年，峰值人口增加1500万人，2050年总人口为13.85亿人，比现行生育率下至少增加5000万人。
原新认为，调整计生政策，虽然只会影响2074年以后的老年人口总量，但是将对未来缓解人口年龄结构会起到一定作用。2030年会使老龄化水平从24.1%降到23.8%，2050年从34.1%降到32.8%，2100年从39.6%降到34.3%。
这意味着，“单独二孩”对于近中期的人口老龄化有微弱的缓解作用，但对远期的人口老龄化有显著的缓解作用。
计生政策的调整，也能适当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测算显示，调整计生政策后的15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增加，2030年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会从8.75亿人增加到8.77亿人，2050年从7亿人增加到7.26亿人。
不过，翟振武指出，“单独二孩”政策虽对15年后劳动力有所补充，但仍改变不了中国劳动力逐渐萎缩的趋势，只是萎缩得慢一点。“劳动力丰富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除非一对夫妇生四五个孩子，但那是不可能的。”
翟振武说：“解决这个问题不要期望值太高，办法只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达国家全部劳动力的总合只有7.7亿人，比我们还少1.6亿人，人家创造40万亿美元，我们才8万亿美元，最终还是要转变经济生产方式。”
原新认为，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是达到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的唯一手段。“单独二孩”可以适度多生，出生人口性别比一定会下降。按照概率计算，在 没有性别选择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家庭只想生一个孩子，且要满足95%的家庭生育的是男孩，平均需要生育1.9次-1.93次;如果一个家庭只想生两个孩 子，且要满足95%的家庭能够得到一个男孩，平均需要生育2.94次。但是，原新也承认，仅靠“单独二孩”不大可能使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
“单独二孩”还将在政策上终止“4-2-1”的家庭结构，取而代之的是“4-2-2”，这缓解了中国家庭的代际结构，增加了家庭人力资源。“单独二孩与现行计生政策比较，利远大于弊。”原新说。
期待更彻底的改革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内部人士透露，此前计生政策之所以迟迟未见调整，主要的阻力在于地方主要领导，尤其是人口大省的主要领导担心人口反弹。因此将具体实施的权力交给地方，有人担心，可能会使政策打折扣。
但是翟振武认为这种担心并无根据，“地方担心的是全面放开生育，‘单独二孩’的冲击并不大，不会有太多阻力。”
翟振武认为，“单独二孩”对城市的影响比农村大，因为农村独生子女比较少;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比对西部大，“新疆、青海原来就允许生两个孩子，今后北京、上海的生育空间会比较大”。
生育空间大，并不等于实际生育率会提高，它还要取决于生育意愿。
北京市长期保持低生育水平，连续18年总和生育率在1左右，根据翟振武的调查，“单独二孩”之后，北京符合条件的家庭生育意愿平均约为1.3个 孩子。上海市人口部门2012年进行的抽样调查也显示，该市符合二孩政策的家庭实际生育并不多，上海户籍80后家庭的平均生育意愿为1.2个孩子，这些家 庭中约有80%是“双独”家庭。
从全国看，不划统一的时间表更使得生育扎堆出现的可能性变小，所以对人口反弹的担忧不会成为政策落地的阻碍。
北京市人口计生委相关负责人已透露，北京市将积极落实相关政策措施，等到2014年市人大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之后正式实施。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官方也做出了类似表态。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王丰表示，“单独二孩”政策是一个“历史性的动作”，意味着独生子女政策将要退出历史舞台，“‘单独二孩’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但是王丰也表示，开放“单独二孩”并没有解决独生子女政策的根本问题——如果结婚的双方不是一方独生子女，仍然只能生一个，“还在制造独生子女家庭”。
“这个政策也很不公平，父母亲过去的选择和行为决定了今天子女本身的生育权利。”王丰主张，从更有效地缓解老龄化、维持人口红利的角度，应当尽早的全面开放二胎，直到彻底取消生育限制。
翟振武也认为，“按照‘单独二孩’的政策，符合条件的夫妇如果生了两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却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人口结构将会变成怪异的“葫芦型”，必定难以持续。”
因此，“单独二孩”注定只是一个过渡，全面放开二胎则应该是下一步的计生改革方向。
“单独二孩”可谓中国计生政策调整迈出的实质一步，会对中国的人口结构带来影响，但这个影响并不算大。
据翟振武测算，“单独二孩”政策将会使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有一个相对显著的回升，在今后几年回升可能比较快，最高点可能超过1.8，但累计效应释放后，生育率会在1.6-1.7左右波动，这与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的适宜水平较为接近。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运用大数据方式进行的网络数据分析，60.5%的人选择会生二胎，27.2%的人选择“不会”，12.2%的人表示“没想好”。这与翟振武的调研推测相仿：60%到70%的“单独”夫妇有生育二孩计划。
翟振武进一步测算，“单独”夫妇生第二个孩子一般会选择在四年至五年内，分年来看的话，第一年可能有100万人，第二年150万人，第三年达到高峰250万人，第四年又下降到200万人，呈曲线波动，累计多出生人数为1000多万人。
而据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估算， “单独二孩”将使得总人口在2030年达到14.53亿人，峰值时间推迟四年，峰值人口增加1500万人，2050年总人口为13.85亿人，比现行生育率下至少增加5000万人。
原新认为，调整计生政策，虽然只会影响2074年以后的老年人口总量，但是将对未来缓解人口年龄结构会起到一定作用。2030年会使老龄化水平从24.1%降到23.8%，2050年从34.1%降到32.8%，2100年从39.6%降到34.3%。
这意味着，“单独二孩”对于近中期的人口老龄化有微弱的缓解作用，但对远期的人口老龄化有显著的缓解作用。
计生政策的调整，也能适当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测算显示，调整计生政策后的15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增加，2030年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会从8.75亿人增加到8.77亿人，2050年从7亿人增加到7.26亿人。
不过，翟振武指出，“单独二孩”政策虽对15年后劳动力有所补充，但仍改变不了中国劳动力逐渐萎缩的趋势，只是萎缩得慢一点。“劳动力丰富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除非一对夫妇生四五个孩子，但那是不可能的。”
翟振武说：“解决这个问题不要期望值太高，办法只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达国家全部劳动力的总合只有7.7亿人，比我们还少1.6亿人，人家创造40万亿美元，我们才8万亿美元，最终还是要转变经济生产方式。”
原新认为，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是达到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的唯一手段。“单独二孩”可以适度多生，出生人口性别比一定会下降。按照概率计算，在 没有性别选择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家庭只想生一个孩子，且要满足95%的家庭生育的是男孩，平均需要生育1.9次-1.93次;如果一个家庭只想生两个孩 子，且要满足95%的家庭能够得到一个男孩，平均需要生育2.94次。但是，原新也承认，仅靠“单独二孩”不大可能使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正常。
“单独二孩”还将在政策上终止“4-2-1”的家庭结构，取而代之的是“4-2-2”，这缓解了中国家庭的代际结构，增加了家庭人力资源。“单独二孩与现行计生政策比较，利远大于弊。”原新说。
期待更彻底的改革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内部人士透露，此前计生政策之所以迟迟未见调整，主要的阻力在于地方主要领导，尤其是人口大省的主要领导担心人口反弹。因此将具体实施的权力交给地方，有人担心，可能会使政策打折扣。
但是翟振武认为这种担心并无根据，“地方担心的是全面放开生育，‘单独二孩’的冲击并不大，不会有太多阻力。”
翟振武认为，“单独二孩”对城市的影响比农村大，因为农村独生子女比较少;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比对西部大，“新疆、青海原来就允许生两个孩子，今后北京、上海的生育空间会比较大”。
生育空间大，并不等于实际生育率会提高，它还要取决于生育意愿。
北京市长期保持低生育水平，连续18年总和生育率在1左右，根据翟振武的调查，“单独二孩”之后，北京符合条件的家庭生育意愿平均约为1.3个 孩子。上海市人口部门2012年进行的抽样调查也显示，该市符合二孩政策的家庭实际生育并不多，上海户籍80后家庭的平均生育意愿为1.2个孩子，这些家 庭中约有80%是“双独”家庭。
从全国看，不划统一的时间表更使得生育扎堆出现的可能性变小，所以对人口反弹的担忧不会成为政策落地的阻碍。
北京市人口计生委相关负责人已透露，北京市将积极落实相关政策措施，等到2014年市人大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之后正式实施。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官方也做出了类似表态。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王丰表示，“单独二孩”政策是一个“历史性的动作”，意味着独生子女政策将要退出历史舞台，“‘单独二孩’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但是王丰也表示，开放“单独二孩”并没有解决独生子女政策的根本问题——如果结婚的双方不是一方独生子女，仍然只能生一个，“还在制造独生子女家庭”。
“这个政策也很不公平，父母亲过去的选择和行为决定了今天子女本身的生育权利。”王丰主张，从更有效地缓解老龄化、维持人口红利的角度，应当尽早的全面开放二胎，直到彻底取消生育限制。
翟振武也认为，“按照‘单独二孩’的政策，符合条件的夫妇如果生了两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却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人口结构将会变成怪异的“葫芦型”，必定难以持续。”
因此，“单独二孩”注定只是一个过渡，全面放开二胎则应该是下一步的计生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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