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一：让颜艳红安心打工去吧

　　舆论应该对颜艳红的应有权利和个人生活空间保持尊重。对公民个人来说，“罪刑法定”意味着“不受法外之法裁判”的权利。此前，网络上要求对颜艳红定罪、判刑的呼声可谓汹涌，就连温岭公安局宣传科科长陈秋高也坦承：“如果不是网络这么关注，案子办起来会更轻松”。在颜艳红被无罪释放后，那些强烈建议给颜艳红定罪的人也应为其一度被刑拘而反省。因为强烈的道德义愤而忽视个体应有的权利，这是舆论跑偏的实质。若人们从一开始就能既表达道德义愤又尊重法律，很可能颜艳红不会被刑拘即使只有几天，但名誉蒙受的阴影对其个人身心亦是重创。有人在转载纸媒报道时，置颜艳红“没有向受害小孩和家长道歉”以及“她现在不愿意再出来”的字眼于不顾，硬说其“不愿向受害者道歉”，转载者是否意识到，正是因为一些过激言论，才导致了颜艳红“现在不愿意再出来”呢?

　　观点二：颜艳红获释不是“虐童案”终点

　　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和反思“虐童”现象。熨斗烫脸、胶带粘嘴、脱光衣服吹空调……近年来，各类虐童事件频发，而幼儿园更是成了此类丑行的高发区，理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有人认为，问题出在学校和上级教育部门的监管不力上;有人则认为教师的个人素质不高才是最直接的诱因;甚至有人将这种现象跟中国的教育体制联系起来……上述分析均不无道理。但笔者猜测，类似事件的发生是不是也暴露出某些教师心理上的一些问题?比如因工作压力过大或是感到社会对教师“不公平”，从而造成心理失衡甚至产生对社会和孩子的敌意?不要说我是危言耸听，看看他们的虐童手法就明白了那些匪夷所思的做法，心理健康的人还真不容易想得出来。我们对老师的虐童“创意”担忧的同时，也该为某些教师存在的“心理隐患”担忧。我们除了对虐待儿童的现象进行谴责，是不是也该关心一下教师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况，对某些教师进行一些心理方面的辅导和援助呢?